轨道交通重构京津冀新格局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对轨道交通建设青睐有加，明确提出到2017年，要在交通一体化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中期到2020年，区域一体化交通网络基本形成。显而易见，京津冀一体化需要交通一体化先行，而从目前出台的具体措施来看，交通一体化的突破口在于轨道交通。
    为什么轨道交通是破题“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应有之义？这要从京津冀原有的交通格局说起。京津冀城市之间交通运输结构单一，客运、货运压力主要集中在公路交通。从2008年到2012年，公路客运量占整个区域客运量的近90%，货运量占70%以上。而长期以来，京津冀路网呈“单中心、放射性”格局。历史原因形成的“条条大路过北京”，京津冀地区间较低的互联互通水平，使得北京承担了大量的过境交通压力，也增加了周边地区的出行负担。一方面是单一运输结构导致的超载超限、交通拥堵、严重污染等问题，另一方面是“单中心”格局导致的资源配置不合理，都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三地的经济发展失衡。而轨道交通所具有的运输效率高、环境污染少等特点，能够有效的调整区域交通运输结构，改善这一局面。
    京津冀一体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利用三地协同资源，解决“北京吃不下、天津吃不饱、河北吃不到”的发展不均衡局面。这就要求轨道交通率先发力，为京津冀三地的城镇一体化、产业转移、以及人口就业等问题创造充分的交通条件。
    首先，轨道交通建设有助于改善不均衡的城镇格局。从历史原因看，京津冀三地城镇格局相对失衡。2015年数据显示，京津冀三地城镇化率分别为86.4%、82.3%和49.3%。而国外大城市群发展经验表明，在区域内构建多层次的轨道交通网络，有助于增强区域间交通联系，促进中心城市非核心功能环节，引导城镇化健康合理发展。根据规划，今后京津冀地区将形成“四横四纵一环”的交通总体布局，其中轨道交通建设，如推进京张铁路、京唐城际铁路建设，推动京承铁路、京石铁路前期项目等已成为2016年的具体工作任务。未来完善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络，能够有效缩短三地的空间距离，形成环北京1小时通勤圈和1小时轨道交通圈。可以预见，京津冀轨道交通的发展将会带动一批小城镇的进一步规模化发展。
    其次，轨道交通建设有助于塑造新的区域产业格局。随着北京产业疏解和功能疏解的推进，天津河北及周边地区面临着产业格局重塑的机遇与挑战。发展轨道交通，能够突破行政区划束缚，优化三地物流贸易运输通道，是区域产业整合的重要基础。从区域经济发展基础来看，三地之间的轨道交通网络，可以引导产业向河北及京津周边卫星城镇转移，缓解北京作为超大城市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带动周边城市尤其是河北中小城市产业的规模化发展。除此之外，运量大、运速快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络，位于华北、华东、东北和西北四大经济区的交汇地，还发挥着四大经济区间运输主通道的作用，能够进一步提高京津冀地区的整体经济地位。
    最后，轨道交通建设对三地人口流动是把双刃剑。从区域人口流动性来看，京津冀三地在有限的空间之内承载了巨大的人口和经济量，只有大运量高效率的轨道交通，才能承载频繁的人际交流和活跃的经济活动。由于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京津冀区域存在着明显的异地城镇化现象。主要表现在人口由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小城市集中涌向京津两个超大城市。人口向大城市的大量流动，不仅延缓中小城镇的发展进程，同时对大城市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轨道交通网络的逐步完善，配合部分产业的转移，固然有助于部分人口向中小城市流动。然而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向投资环境更好公共服务水平更高的城市流动仍是更优选择，这将对三地中竞争力较差的城市形成冲击。
    京津冀轨道交通的建设运行，势必会形成新的交通格局，对三地的城镇化进程、产业发展以及人口双向流动产生综合影响。作为地方政府，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进程中，既要尽快提高当地交通管理水平，满足未来交通市场化运营的需要，更要提前预判形式，在产业发展的相关建设中抢抓先机，同时也要保持清醒，规避可能存在的风险。（AZJ）
    （注：凡是重点分析类别的问题，客户均可向安邦（ANBOUND）城市组提出要求，作出进一步的讨论。其中包括相关资料的索取、评估意见和咨询具体的城市开发问题。安邦（ANBOUND）城市组对这一类别的问题将根据客户的客观需要，提供具体的评估意见和直接的帮助，方便客户的项目操作和工作思考。）
    城市研究

国内新兴城市将迎来洗牌季？

近日，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发布的“中国新兴城市排名”中，位于中西部的贵州贵阳、湖北襄阳、湖南衡阳占据了三甲的位置，位列前十名的城市还有重庆、宿迁、淮南、淮北、株洲、郑州、成都等城市，其中只有江苏宿迁位于东部地区。据了解，早在五年前，经济学人智库就设计了新兴城市指数，指数以增长指标为基础，统计城市GDP、人口、居民收入和基础设施的变化。此次新兴城市前三强分别是贵州省贵阳市、湖北省襄阳市和湖南省衡阳市，而在五年前的城市排名榜单中，几乎难觅这些城市的踪影。贵阳曾经也是充满争议的城市，但最近几年，贵阳以大数据中心的形象出现。几大国有电信巨头都已经在贵阳投资建设大数据中心，阿里巴巴、富士康等企业都在贵阳投资建厂，并带动新兴的数据分析等产业发展。其它信息技术公司和中关村科技园等也落户贵阳。这带动了贵阳产业结构的转型，一改以往依靠采矿业和重工业的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和投资还转变成消费能力，使其脱颖而出。贵阳的变化也适用于西部的成都、重庆等城市。新兴城市排行榜前20强中有18个城市不属于原先占据领先地位的东部省份。包括襄阳、衡阳在内的中西部城市都抓住了东部产业转移的机遇，建立专门工业园，走出了过分依赖房地产的周期，吸引新的投资，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优势。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告别“黄金年代”，全国各地楼市都火爆、所有产品都热销、所有房企都赚钱的时代一去不返。“分化”已成为关键词，这也是新兴城市崛起的要因。不过也要看到，即使中国已进入“新常态”，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等地区等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均GDP已逼近某些发达国家，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仍保持在较高速度。但是，在中国，大量人口的自由流动，扭转并主导了中国各地区之间人口变动的方向，进而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而在即将到来的“抢人大战”中，各新兴城市将有怎样的表现，值得期待。（SHY）

长江经济带生态防护体系蓝图初定

日前，《关于加强长江经济带造林绿化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意见》）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林业局联合发布，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防护体系建设，以助力绿色生态廊道建设，力求“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名副其实。《意见》明确了具体的目标要求，到2020年，造林绿化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基本建成以各类防护林为主体、农田林网及绿色通道为网络、城镇乡村绿屏为节点的生态防护体系。森林面积增加290万公顷，森林蓄积增加5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43%。针对上述目标，《意见》对重点区域做了部署，也就是在长江中上游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宜林地面积较大的省市，大力营造以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为主的防护林和国家储备林，积极培育优质珍贵大径级阔叶林、短周期工业原料林、木结构建筑原料林、竹林、木本粮油和特色经济林。同时，《意见》也重视森林经营和保护，强化幼龄林抚育、低效退化林改造，并增强森林保护的科技支撑。而在投入和创新建管机制保障方面，国家会进一步增加相关的投入力度，如安排防护林体系建设、岩溶地区沙漠化综合治理、天然林资源保护等重点专项补助资金时，适当向长江经济带倾斜。（ZJ）

城乡结合部如何实现逆袭？

一直以来，大城市周边的城乡结合部往往承担着环境脏乱差、居民素质低下、违章建筑屡禁不止等一系列污名，而成为不少人茶余饭后调侃的谈资。就现阶段来看，城乡结合部确实存在着诸多问题，然而，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其中既存在着城市发展客观规律的作用也存在着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部门的失误。具体来看，首先，正是城市规划的长期缺位导致了城乡结合部基础设施大多较为薄弱且存在诸多隐患；其次，城市扩张造成的城乡结合部本身社会结构的多元分化造成了极为复杂的治理格局，再加上我国城乡双重治理体制的存在，最终导致了管理真空的出现；最后，城乡结合部人员超高的流动性又造成了内部居民的归属感缺失，使得当地社区参与意识薄弱，缺乏建设、爱护家园的热情。有鉴于此，安邦（ANBOUND）研究员认为，在新时期要想推动城乡结合部的“逆袭”，需要城市管理者做好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重新审视城乡结合部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功能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针对性的城乡结合部发展规划和治理政策。当前，社会各界往往忽视城乡结合部问题产生的客观性与必然性，而对其肆意冠上各种“污名”。因此，必须深刻反思城乡结合部当前存在的“污名化”倾向，直面城乡结合部各种矛盾与冲突的本质所在，重新审视城乡结合部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功能定位，才有可能突破各种敏感问题、疑难问题，真正有针对性得制定城乡结合部发展规划与治理措施。第二，改变城乡双重治理体制局面，制定适宜城乡结合部实际情况的治理策略。仅仅依靠原有政府体制的拼凑合并是难以解决城乡结合部所存在的问题的，而应针对城乡结合部的人口、经济、社会和文化特点，对其政府管理体制进行较为深刻的变革，在社区治理、流动人口治理、农村“遗产”管理等方面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整体方案。第三，建立城市内部的统筹补偿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城乡结合部与城市中心区的资源差距。事实上，城乡结合部承担了中心城区“置换场”、“蓄水池”和“配套区”的功能，因此，需要建立有效的统筹补偿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资源禀赋差异，推进大城市内部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助力城乡结合部走出治理困境。第四，要积极培育社区公共意识，打造拥有归属感的社区共同体。社区公共意识的缺失是导致城乡结合部社会管理困境的重要原因，唯有下大力气培养城乡结合部居民的社区公共意识，增加社区居民的归属感、认同感，才能使得城乡结合部的社会管理真正走向良性运行状态。（ZY）

国家统筹城市群“反磁力”格局

3月5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出炉。根据新华社发布的《草案》摘编，《草案》提出，要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加快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纵轴，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布、协调发展的“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加快城市群建设发展，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和特色镇。据悉，关于城市群规划，《草案》的细化表述是：加快城市群建设发展，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提升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城市群开放竞争水平。培育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壮大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城市群，规划引导北部湾、晋中、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发展，形成更多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把握这些规划内容就需要更深刻地理解当前城市发展的形势。如今大城市的城市病已经非常突出，不能再搞盲目摊大饼式扩张，需要及时通过建设宜居宜业条件更好的“反磁力”中心来有机疏散超大城市的人口与功能。未来城市的发展不是做大而是做精，要提质不要扩容，要有机疏散不要低密度郊区化。从经验来看，不同规模的城市，功能定位不一样。去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完善城市功能，就是要找准城市各自发展定位。全球城市要在国际的人才、信息争夺方面，在高端战略资源争夺上发挥作用，一般的大城市就要成为区域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提供牵引作用，而小城镇则要为周边的“三农”提供良好服务，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助推器。（SHY）

解决乡村教育问题需要组合拳

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切实保障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是年度重点任务之一，而“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是此任务的一项重点内容。提高教育质量，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乡村教育的提升尤为关键。然而，乡村教育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它不是城市升学教育的一种简单复制，它的提升完善可以说是个系统性的工程。首先是政府责任的强化，作为民生工程，政府要切实落实乡村教育相关的意见精神，如营养早餐等关爱留守儿童的工作文件，从打造乡村文化的角度重新认识村小存在的意义；其次是社会全方位的关注，与城市孩子一样，乡村孩子同样有着无限的发展可能，同样是人力资源待开发的“富矿”；再次乡村办学要重视乡村教育的独特性，与城市儿童不同，乡村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乡村教育在基本的传授知识的同时，也要重视学生的情感需求，为学生与父母的沟通创造便利，使学校充满家的温馨。更为关键的是加强乡村教师的培训，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在利用技术手段提升乡村教师素质的同时，要结合乡村儿童的特点进行针对性的培训，使其更好地适应乡村儿童教育需求。此外，要探索培育教育人才市场，解决乡村教师缺编等师资不足问题，比如构建自由教育工作者市场，促进教师合理流动，而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在缓解教师编制问题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教育均衡发展。（ZJ）

“高龄”农民工养老问题亟待破题

近日，有媒体统计，中国50岁以上的“老年”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4600万人。随着农民工年龄的递增，第一代农民工“退休”后的养老问题，将会日益凸显，而30年来农民工福利拖欠累积的问题，将在5年内集中爆发。当前普遍的问题在于，这些“高龄”农民工虽然工龄时间很长，但基本都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而更关键的是，他们以前没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现在再参加，也满足不了领取养老金所需要的15年参保时间。而另一方面，他们主要的参保险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建立时间不过短短几年，账户资金存量有限。根据“多缴多得”原则，他们的养老金不仅比同年龄但始终正常缴费的城镇退休者要低上一大截，也要比将来的农村退休者低上一大截。这种“两头不靠”的状况，使得“高龄”农民工在养老问题上处于窘迫状态。但是，考虑到这些“高龄”农民工为城市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社会是有义务让他们安度晚年的，包括企业、政府在内的有关方面应该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几条建议：首先，保证所有“高龄”农民工能够加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建立个人账户，并且免于缴费。同时，抓紧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累加、结算、转移支付平台，把他们可能分散于多地的个人养老账户资金全部激活。其次，政府可以以优惠政策鼓励市场化的养老服务供应商进入农村，缓解农村养老服务质量低下、选择缺乏的状况。最后，现有法律规定60岁以上工人不再享受工人待遇，超龄农民工的工伤认定也并未在各地形成共识。因此，政府应该完善《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保障“高龄”农民工应有的权益。（ZY）

邻里公约重在居民参与

近日，在杭州某楼盘的开盘现场，购买者在签订购房协议前要先签订一份“邻里公约”，包含见面主动问好、邻里有事主动搭把手，停车时车头朝外、轮不压线等12条内容。无独有偶，早在2014年，上海、长春、东莞的某些小区也曾发布“邻里公约”。不同的是，杭州是开发商要求的，而后面几个则是业主们自行约定的。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以往的熟人社会逐渐变为当下的陌生人社会，对门而居却好几年不知道对方姓甚名谁的情况比比皆是，“远亲不如近邻”则在渐渐湮灭。表面看，这可能是忙碌工作导致的 “宅文化”，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冷”城市病。而“邻里公约”，作为一种相互约定的公共规则，有利于重塑社区的人文关怀，更是中国新型社区建设的有益尝试。“邻里公约”是从“礼治”的层面，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自我约束机制，与“法治”相互作用，让社区生活更有品质，也更有温度。从国外社区建设的经验看，打造公共生活平台、重建工业文明时代的邻里关系，是一种发展趋势，而在我国则是农耕时代邻里关系的提升。城市新型邻里关系的形成不是一日之功，“邻里公约”保障了社区的基本秩序，拉开了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建设的帷幕，如果要进一步激发居民积极性与社区活力，不妨探索以网络空间、兴趣社团、社区公共事务等为平台，以共同的利益、兴趣等为纽带，融入到社区的综合运营中，促进社区居民共同体的形成，提升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只有这样循序渐进，社区才会更加有温度，有人情味，熟人社会也就重新回归了。（ZJ）

老旧电梯更新资金来源惹人忧

近年来，各地多次发生电梯伤人事故，电梯安全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数据显示，2015年北京市质监局共接到电梯投诉举报270起，占特种设备投诉总量的90.9%，电梯安全工作面临的压力较大。相关调查发现，电梯事故频发的原因在于电梯维修保养存在漏洞，而老旧电梯更新难，甚至“超龄服役”也成为安全隐患。根据相关法规，诸如电梯等社区公共建设需要大修时，可以从社区公共维修基金中获得拨款。但是，当前各地普遍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老旧小区，由于历史原因并没有建立公共维修基金，这就使得在这些小区中进行电梯更新时的资金来源成为了一个极大的难题。在这个问题上，北京市海淀区相关部门曾经出台过一份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业主等出资不低于电梯更新改造大修总费用的60%，政府补贴不高于电梯更新改造大修总费用的40%。同时，北京市也计划打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通道，建立“三无电梯”政府救济机制。对于责任主体明确，但运行风险较大的公共交通、商场、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电梯，由市财政出资，市质监局牵头每年组织技术机构开展风险评估，由行业主管部门监督责任单位落实安全隐患整改资金。但是，即使考虑到政府对于这些老旧小区电梯更新的补助，大多数没有公共维修基金的老旧小区的电梯更新，仍然面临资金筹措障碍：一则，不同楼层的住户往往对于电梯的使用有着不同的需求，低楼层的住户鉴于自己的低需求与低使用率，极有可能并不愿意缴付与高层住户相同的款项；二则，电梯维修往往耗费不菲，老旧小区中不乏一些生活困难的住户，确实没有能力承担高昂的维修更新费用。而这些问题不但在北京这样的拥有较为完善的救济制度的大城市中存在着，在那些制度缺失的中小城市、旧工业城市中可能更为突出。因此，从全国范围来看，亟待出台力度更大、覆盖性更广的政策救济制度，否则因资金匮乏导致的无法“退休”的老旧电梯可能会引发更多事故与悲剧。（ZY）

东京以“联合办公”开辟“众创空间”

在日本东京，涩谷Hikarie（东京都涩谷区）8楼有一家会员制的「Creative Lounge MOV」，这是一处为支持创新性工作方式与打造开放性创新基地而创办的联合办公空间。所谓联合办公空间，就是使各种各样的人物聚集在一起，通过互相启发和集思广益以诱发创新的场所。通过电脑使用空间与会议空间等空间的共享，实现分属于不同公司的员工间共同工作的工作方式如今已备受瞩目。不同领域的人们汇聚在一起，通过经验与知识的共享可以创造出新的价值。而作为其创新基地发挥作用的就是像MOV那样的联合办公空间。所谓MOV，其实就是以movement开头三个字母来命名的。这里面有只在夜间做音乐的、有厨艺高超不亚于专业厨师水准的、也有从事NPO活动的，总之这里多才多艺的人为数众多。这里既提供包月也可用来临时使用，主要提供自由座席的开放大厅，也可通过另签合同提供固定座席与展位。此外，还准备了可在工作间隙稍事放松的图书室和咖啡吧等设施。这里还经常举办交流派对与活动。其中的“MOV市”每年召开一次，会员可以在各自的展位上展示创意与经营方式以及自己可以提供的技术，还可以相互交流信息。开发中的系统、发布的APP和游戏、出版的图书、设计的珠宝和网站、导演的竞选广告、新商品的品牌宣传和样品等等，涉及各个专业领域的工作和作品纷纷各展神通呈现于此。通过这一活动，可以了解平时共享同一空间的其他会员在做些什么、可以遇到曾苦苦找寻的合作伙伴、甚至有可能参与到一个意料之外的好项目中。在这里，前所未有的创意创造了新的商品与市场。个人与个人、或个人与企业内个人间的有机连接，更易于创新。“联合办公空间”不仅可以说是创新的土壤，甚至可以说是今后日本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部分。（S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