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功：北京可能面对激烈的族群冲突

北京人的问题，今后会越来越热。
    我算了一下北京的人口基数，得出一个大概的数据。2000年北京有人口1300多万，现在是2300万的样子，这说明在北京生活的人当中，起码有1000万人是近十几年移居北京的。不过且慢，还有人口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产生的替换，按照北京5%左右的死亡率结合自然增长率来算，估计1000万人口当中，还有500万人早就“跷辫子”了，这样算下来，恐怕真正的老土北京人，也就是那种知道北京文化传承，知道北京历史，了解老舍书中北京情景和北京价值的北京人，也就剩下个500万人，成为真正的少数派，弱势群体。
    绝大多数所谓的北京人，其实跟北京没大关系，他们依旧在春节要回老家，要回自己的家乡，他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一定会向北京要这儿，要哪儿，但却并不认为自己就是北京人。他们要北京“美好”起来，但却不是北京人渴望的“美好”，而是他们心目中的“美好”！所以，未来的北京的族群冲突将会愈演愈烈，这不是一种乡土冲突，事情肯定比现在北京官员们想象的复杂得多！他们未来将对此束手无策，那是必然的，能说的，仅仅是一些并不令人信服的话。实际北京的领导，也不是北京人！反倒是中央一级的领导，很多都是出生在北京的北京人，或是在北京度过令人怀念的少年时光的北京人！
    每个人都有权去渴望城市的美好，希望它变得像自己想象的一样，剩下的那几百万北京人同样有这个权利吗？至少到现在为止，还看不出来，因为现在的北京是一个糟糕的“四不像”城市，既不想巴西利亚或是堪培拉那样的政治首都，也不像充满生活气息的商业都市，如上海、纽约，北京唯一像的就像中国普遍存在的地级市，只不过被放大了，成为中国各地乡村城市的放大版！除了少数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的所谓标志性建筑之外，北京这个城市几乎没有什么特征，一个锣鼓巷看到的都是人头，而不是充满风情的街道和古老特色的建筑。更令人奇怪的是，这个充满了自称权威的建筑学界泰斗人物的城市，却对此视而不见，继续在这个城市实践自己的建筑犯罪和学术犯罪，继续糟蹋这个城市的现在，也许还包括它的未来。
    未来的北京，怎么办？没人知道答案，不是没有想象力，而是根本看不出。一种最大的可能性是，继续按照500万人以外的渴望，按照来自四面八方的那1800万人的意愿，按照他们各自的带有地方追求和地方特色的意愿去改造这个城市，让这个古老的城市，彻底的走向毁灭！
    可以想象的是，将来你永远都不会看到北京人早晨起来见面彼此客气的说“您早”；再也不会感觉，骑车或是驾车走在逆行车道上而不好意思；不会因为从后面抢在别人前面横穿而过说一句“劳驾”，当然更不会因为抛弃了四合院，建起了谁也说不清“美不美”的高楼丛林而向北京人道歉。
    未来的北京怎么样？无非让北京这个有三千年历史的城市继续走在乡村化的道路上呗。还能怎样？为了这一点，至少有1800万“北京人”会感谢北京的官员，当然还有另外的500万北京人只能在梦中怀念儿时的北京。（CG）
    （注：凡是重点分析类别的问题，客户均可向安邦（ANBOUND）城市组提出要求，作出进一步的讨论。其中包括相关资料的索取、评估意见和咨询具体的城市开发问题。安邦（ANBOUND）城市组对这一类别的问题将根据客户的客观需要，提供具体的评估意见和直接的帮助，方便客户的项目操作和工作思考。）
    城市研究

常州“毒地事件”吹响毒地治理“集结号”

央视日前曝光的“常州毒地致近500学生身体异常”事件，让舆论为之震惊。此次常州出现的生产、贮存、堆放过有毒有害物质的“毒地”，绝非孤例。10多年来，伴随着工业结构调整和快速城市化，许多占据城市优越位置的污染企业，纷纷通过关闭、易地、搬迁改造，退出原地块。因这些工厂要么是老国企，存在职工安置等棘手问题，要么是地方纳税大户，故在搬迁后的“余毒”处理上，有些地方政府往往能迁就就迁就。在此背景下，大量“毒地”潜伏了下来。有业内专家指出，全国不同性质的污染场地应以万计，仅是农药厂污染的场地就占据相当高比例，但处理和正在处理的屈指可数。而全国到底有多少毒地，具体治理情况如何，至今也没有权威数据。有的地方的“毒地”被外界关注后，对外宣称已完成对“毒地”的修复治理。但其修复治理到底效果如何，恐怕得打个问号。“毒地”修复确实并不容易：按一亩“毒地”100万至200万的修复成本算，修复上百亩的毒地或许得上亿，很多地方政府都没法筹到这么多钱。更不要说，有些污染严重的“毒地”修复往往需要5到10年，甚至二三十年。长期、高昂的投入，成了挡在“毒地”修复面前的拦路虎。所以，“毒地”的治理关键在于两点：第一，国家层面必须尽快展开“毒地”的调查统计，每块毒地的位置、治理方案、环境监测数据，都应全面向社会公开，不能让民众身处毒地而不知；第二，必须解决“毒地”修复治理的资金来源，面对高昂的修复成本，靠相关工厂、政府或开发商都不现实，不妨借鉴国外经验，在国家征收化工原料税收中专门拿出一部分，再加上一部分环保罚金等，建立“毒地”修复的专项基金。常州“毒地事件”已暴露出毒地实存风险，相信这将成为毒地治理加速的“集结号”。（SHY）

2016年城镇化聚焦九大工作重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2016年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任务和《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有关情况。据了解，今年城镇化主要有以下九大工作重点：一是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目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目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39.9%，未来还要提高5个百分点，相当于要有1亿人在城镇落户，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二是拓宽落户通道，特别是要督促各个地区特别是主要城市，即外来人口聚集地区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宽松的户口迁移政策。现在很多城市很多地方放开了落户政策，但只放开了对本地的落户政策，这是不合理的。在户籍人口落户方面不应该有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歧视。三是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居住证条例已经颁布，各地都在制定具体办法。即便到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按照测算那时候仍然有2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这部分人的市民化主要体现在基于居住证制度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盖。四是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政策。哪个地方农民市民化工作推进得更快、落户得更多、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更好，财政转移支付就对这个地方的规模更大，财政部正在制定具体政策。五是财政建设资金，也就是预算内的投资对城市基础设施的补贴也要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一个地方吸纳的农业转移人口多了，城市基础设施的负荷就加大了，投资压力也大。那么上级政府在预算内的资金安排上就要和这个挂钩。六是城市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一个地方落户的人多了，给它建设用地的额度需要与落户数量挂钩。落户人口越多，建设用地规模应该越大。七是建立进城落户农民农村的“三权”维护和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三权”维护是指农民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进城之后的权益如何得到有效保护。八是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主要是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的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包括幼儿园、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等一些制度。九是实施农民工职工技能提量新生代农民工要进城就业必须提高其的就业能力，发改委设定了全年培训农民工2100万人的计划。（SHY）

住房土地使用权到期了该怎么办？

近日，温州房屋20年土地使用权到期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据了解，房屋土地实际使用年限低于相应土地最高年限标准的现象，温州并非个案。目前，深圳、青岛、重庆等多地均出现类似土地使用年限不一的情况。根据我国物权法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期届满自动续期。但自动续期是否收费，目前国家层面尚未出台相应实施细则，导致基层部门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妥善处理住房土地使用权续期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满70年使用期的住宅用地应免费自动续期。这是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理念的需要，是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需要。同时，这也是贯彻城镇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同地同权要求的需要。其次，对于70年以下的住宅建设土地应当补交一定土地出让金。根据城镇住宅用地最高70年使用权转让的规定，70年以下使用权的住宅用地期满，应当补交与70年相差年份的土地出让金。一是基于同地同权的要求，即凡是住宅用地的使用权期限应当相同；二是基于公平公正原则。制度政策对每个购房人应该是公平公正的，不能让已购70年土地使用权的购房人吃亏。因此，应当让低于70年土地使用期的购房人补足70年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的补交标准需要进一步论证，需要广泛征询公众和专家意见。建议按当时土地出让时的成交价格，适当考虑一定的利率计算。此外，尽早制定住宅建设用地自动续期的实施细则。目前土地使用权期限届满的住宅不能转让，给百姓生活已经造成了影响，对土地使用权没有到期、即将到期的居民，以及准备买房的购房人也产生了极大影响。产权人如坐针毡，如同头上悬着利剑的达摩克利斯一样人心惶惶，怕家庭最值钱的住房资产成为空中楼阁，怕家庭最大的财富毁于一旦；购房人买房的决心也由此产生了动摇，不利于住房市场的去化和稳定健康发展。因此，尽早出台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届满自动续期的实施细则是当务之急。（SHY）

土地供应调整助力房地产去库存

国土资源部近日正式印发《国土资源“十三五”规划纲要》（以下简称为纲要）。作为未来五年我国在国土资源方面的总体指导和行动纲领，内容全面具体。而在当前楼市冷热不均，一线城市火爆、三四线城市艰难去库存的背景下，这份纲要中有关土地供应的内容值得关注。纲要对未来五年房地产用地的方向和原则予以了明确，“十三五”时期，我国将实施有效用地调节政策，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在住房供求关系紧张地区适度增加用地规模；对房地产库存较高的城市，减少直至停止住房用地供应；允许还没有开工的房地产项目用地按照有关规定改变用途，用于棚改安置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总而言之，规定很灵活，就是说，未来五年，不同的地方根据不同的情况，将采用不同的土地政策，因地制宜。这个纲要和以前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以前供地更多还会考虑一种名义上的公平，就是供地的指标比较平均的分配。未来就要考虑各个城市需求的情况来确定供给的情况，这是一个更好的选项。在偏僻的三四五线城市里去库存的压力本身就很大。如果在这个时候再给地方政府配置比较多的用地指标，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些土地指标根本用不掉，没有企业愿意去拍卖。另一种情况，也许会有一些城市土地变成房子卖掉了，那么也会增加这些城市里的房地产库存。所以从原则上讲，这是一个好的变化。（SHY）

信用建设被提上城市发展日程

据悉，中国国家信用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在2016年将把城市信用建设作为全国信用建设的重中之重，努力实现在重点领域有所突破。在信息化时代，每个城市的背后都是海量数据的支撑，当很多信息数据沉淀于一个个封闭的信息孤岛，就很难有效发挥作用。因此，信息的归集能力已经成为城市服务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信息建设的最佳、最重要、最关键的推动平台，各城市应该在信用建设各个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突破。第一是抓好示范城市创建工作。全国信用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已组织43个城市开展信用示范城市创建试点，并且试点的范围还将不断扩大。第二是建立完善城市信用状况监测系统。国家发改委近期已委托中国经济信息网建立了城市信用状况监测系统，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指标体系和监测模型等方法，对各城市信用建设情况进行动态评分和排名。第三是支持城市信用建设在一些领域率先突破，为全国信用信息共享、政府与社会共享创建一个良好的条件。第四是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更好更快地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SHY）

如何应对城市贫困新趋势？

近年来，城市贫困出现一些新的趋势。一是人口数量持续增长，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也在增加；二是城市贫困人口构成发生重大变化，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多属于所谓“三无”人员，多为自身因素所致，而今大量贫困人口与下岗失业、政策不稳等政策因素有关；三是贫困程度有所加深，许多家庭靠借贷维持生存；而且，与城市居民平均收入的迅速增长相对照，城市贫困人口收入增长较慢，甚至有的还出现了利益受损，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引发不满情绪。因此，城市治理必须积极应对这些情况。当前，因缺乏制度保障和不合理政策而导致的贫困，不容忽视。比如，不合理的用工制度、养老规定、医疗保险规定、就业规定、打工子女入学规定、对弱势群体不利的政策规定和实施过程、城乡人口待遇上的不平等政策等。解决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更有效、更合理的制度供给。从应对策略讲，应当加大对城市贫困群体的综合支持力度，保持政策的灵敏度。一方面，把对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落实为有活力的社会政策。比如，积极做好调研工作，准确把握贫困人口的总量、结构、动态，以制定相应的政策，针对性地采取救助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拓展就业渠道；另一方面，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城市扶贫救助，除了政府支持外，还应吸引企业支持、志愿团体支持、社区服务支持、民间慈善支持、公民个人支持。其中，社区处于最基层，在城市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作用，是救助城市贫困群体的有生力量。（SHY）

北京挂号新政能否挤走号贩子？

北京市日前推出一系列挂号新政策，如市属医院年内全部实施非急诊挂号全面预约、取消医生手工加号、建立知名专家团队出诊等，旨在打击号贩子，解决百姓挂号难。近年来，“号贩子”在各大医院已经成为一个常见的“角色”。目前为止，国家尚未出台严格的急诊分诊体系，患者现场挂不到号，就可能会去急诊挂号。如此一来，急诊的压力陡增，医患冲突发生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而且，即便通过取消现场放号以挤压“黄牛”帮人排队的空间；但专业的“号贩子”们，仍能通过不断打预约电话、刷新网络预约平台等手段抢占专家号源，再转售给愿意出价的买主。对于挂号新政可能带来的问题，北京市已有医院率先探索。比如，宣武医院就在近日推出了“知名专家团队”层级的预约诊疗服务，让知名专家和若干主治医师级别以上的医务人员组成“团队”。患者先挂上知名专家的“团队专科号”；团队成员接诊后，再根据病情交由知名专家看诊。同时，北京将建立市属医院移动预约挂号系统，在全市的市属医院内统筹调剂普通号。这意味着，患者若挂不上某家市属医院的普通号，可调剂到其他市属医院的同专业普通号。“号源紧张”是号贩子存在的根源之一。解决号贩子问题需要建立层级诊疗的专家工作团队，改变专家资源的分配方式，常见的一般疾患在工作团队层面解决，减少专家一般性工作，少部分需要顶级专家出手，让有限的专家资源价值最大化。（SHY）

德国城市的慢行交通

德国城市慢行交通环境中的路权、路况、路貌，无论人行道、自行车道、公交车道，都具备了宽敞且专享、考究且洁净、明示且清晰的特征，已达到了人们在慢行交通系统中追求的安全理念的升级版——舒适。首先，这些城市的慢行交通，为使用者提供了宽敞且专享的路权。在这些地方，没有因街道的宽或窄，而对步行道、骑行道、公交车道忽略舍弃，相反，优先保证了这三类通行权的足够道路容量。在路权的分配上，给予了慢行交通的专属享用或优先享用的权利。其次在于提供了考究且洁净的路况，这些城市的慢行交通系统，都精心设置了以人的安全和舒适为本质的道路设施。在几乎所有的行人过街路口，都进行了安全过街保护设计，并设置了对应的防护设施。较为狭窄的路口采用了二次过街，较为空阔或公交车运行频繁的路口采用了多次过街。在一些行人经常过街的路口，采用了控制车辆通行速度的弯道或障碍物设置措施，消除所有的车辆驾驶员视线遮挡物体（树木、公共设施等），有时施以适度抬高过街人行道板的方法，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预防车辆与行人之间可能的接触或碰撞。在居民区出入口等较低限速的区域，左转弯进入的路口通常施以凸出的圆弧形路侧设计，在区域内使用高耐磨的碎石铺设路面，通过设计和设施的形式，达到物理控制机动车辆速度的目的，从而保护行人安全。在一些单行道的出口处，为避免驶出的机动车与驶入的非机动车交织，在有限的路口断面空间设置隔离岛，实现两者有序的各自通行并保障骑行者安全。再者，这些城市的慢行交通系统中，提供了明示且清晰的慢行交通语言。这里把它们称作为路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道路交通文明的面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以标志标线为代表的交通语言的设计和设置，往往仅顾及机动车行驶的需求，而忽略了行人和非机动车的需求，严重影响了慢行交通参与者群体的行为习惯。但德国城市的慢行交通语言非常丰富，并且通俗，容易识认，做到了应设尽设。（S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