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的风险与对策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推出以来，我国与“带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投资取得了巨大成果：仅从2016年1-2月的数据来看，中国企业对相关国家直接投资达22亿美元，同比增长41%。对外直接投资正成为我国与“带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主要形式之一，并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当我们欣喜于企业投资“走出去”战略获得的辉煌成果时，也应当看到，我国企业在“带路”沿线国家投资设厂依然要面对巨大的政治、经济甚至意识形态方面的风险，而如何规避这样的风险，则是我们在下一个阶段推行“走出去”战略的重中之重。
    为此，我们有必要分析中国企业在“带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可能遇到的风险。
    从思想意识层面分析，相关国家将“一带一路”战略视为中国继续谋求地区影响力的一次重大举措，认为这将是又一轮大国角逐和博弈的开始。美日认为中国意在抗衡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俄罗斯担心中国与其亚欧联盟竞争，印度担心中国在印度洋打破其主导优势，中亚国家担心中国旨在进行战略扩张，其他一些沿线国家也对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际获利存在质疑，忧心自己只是扮演单一过境国、跳板国的角色，而不愿意更多地参与进来。
    从政策实践层面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市场化程度参差不齐，特别是受其产业结构和需求能力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国家在开放的程度、合作的深度、执行的力度上常常有所保留。不少国家忧虑一旦中国大量廉价产品入境，会对本国市场和产业链造成一定冲击。因此，从目前来说，沿线国家通常对于跨境贸易征收高额关税，即便是有相关的自贸协定，各种“隐形壁垒”依然客观存在，使得“互联互通”大打折扣。还有，一些沿线国家外汇储备不充裕，外汇政策相对保守，不便于投资者通过正规外汇途径回流国内。同时，各国边界管理机关效率低、不作为甚至存在贪腐行为，这些都严重阻碍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
    从安全环境层面来看，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局势紧张，武装冲突不断、政权更替频繁。即使是在一些政局趋稳的地方，一旦政府换届，持不同政见者上台，原先中国企业在当地已获准的投资项目也可能横生枝节，例如2015年斯里兰卡总统换届后，原“反对派”总统甫一上台，便以牵涉敏感区域土地控制权为由，叫停了科伦坡附近一个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下属的港口项目，直到今年3月，该项目在停工1年多后才得以再次开工。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多是国际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滋生的地区，境外恐怖分子威胁破坏油气管线和交通干线等恐怖活动不容小觑。同时，随着“一带一路”政策推进，沿线一些国家的排华主义也有抬头的趋势，近期涉及中国公民的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已经严重威胁到中资企业及驻地机构有关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
    面对以上这些现实风险，为了推动企业更好、跟安全地“走出去”，就需要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和衷共济，在挑战中寻找机遇，尽力避免对外投资中的不利因素带来的损失。
    首先，从政府层面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突破：一是，继续推进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加快沿线地区自贸区建设，并在有条件的国家设立境外经贸合作区，进一步打破沿线国家的经济壁垒；二是，推进政府间高效沟通，特别是注意对接“带路”沿线国家各自的发展战略，比如哈萨克斯坦的“光明大道”新经济计划、印尼的发展海洋经济战略、欧洲的“容克计划”，在彼此理解的基础上合作共荣，同时指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方向；三是，注意软实力建设，着力指导企业积极参与当地非资源领域合作，实施一批民生项目，同时通过多样化的文化活动和民间交流，建立中国美好形象，消除相关国家存在的质疑。
    其次，从企业层面来讲，亦可以通过几种措施适应和改善投资环境：一是，可以采用企业资源整合下的“抱团出海”模式，以防止中国企业同质化问题，避免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和内耗，提高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抗风险能力；二是，积极适应国外的商业规则、法律和标准体系，比如当中国企业意欲进入欧洲市场时，就不能再套用国内习惯性的投资模式，而是需要“入乡随俗”，在欧盟的标准和要求下进行投资活动；三是，积极组织和参与当地公益活动，加强与当地官方以及民间的交流，特别注意建立企业内部中外雇员的和谐关系，从基层开始树立中国企业在当地的美好形象。
    另外，“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的成败也离不开相关配套行业的辅助。一是，与国内外专业安保公司的合作对于企业特别是企业雇员在国外的生命财产安全能够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二是，保险服务对于“一带一路”对外投资活动而言不可或缺，对于保险行业而言，创新海外投资险种，一方面服务于国家大政方针，另一方面亦能开拓更为广阔的市场，是下个阶段最值得关注的领域；三是，法律援助服务亦是企业“走出去”急需的配套领域，面对“带路”各国不同的法律体系和制度环境，唯有依靠国内外法律援助机构的合作方能应对中国企业可能面临的广泛的经济贸易纠纷。
    最后，智库机构（尤其是独立智库）应该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决策的重要依凭。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是要寻找适宜的投资机会与时机，二是要全方位评估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可能存在的风险，而这些工作非专业的研究机构恐怕难以进行。因此，正如当年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主要依凭美国国务院的智囊型官员一样，当前我国想要推进“一带一路”这样的宏大计划，必然需要发挥国内顶级智库机构的作用，依靠其专业的分析研究能力，使其在诸如对外投资等领域出谋划策、贡献能量。（ZY）
    （注：凡是重点分析类别的问题，客户均可向安邦（ANBOUND）城市组提出要求，作出进一步的讨论。其中包括相关资料的索取、评估意见和咨询具体的城市开发问题。安邦（ANBOUND）城市组对这一类别的问题将根据客户的客观需要，提供具体的评估意见和直接的帮助，方便客户的项目操作和工作思考。）
    城市研究

制度突破是培育新生中小城市的关键

近日，就“培育新生中小城市的问题”，民建中央专题调研组队在浙江的某些地区进行调研，其中“小马拉大车”的问题被尖锐地提了出来。众所周知，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一批人口规模大、经济实力强的经济强镇涌现出了，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江浙地区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虽然经济状况出现了极大的改变，但由于这些镇仍处于行政序列的最低层级，导致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能力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一方面，镇政府的职能定位没有与时俱进。随着城镇化进行，乡村地区的人口迅速转变为城镇化人口，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管理与社会服务、新农村建设等职能理应纳入经济强镇的职能，实际并非如此。受制于行政建制，其公共资源投入收到了极大制约。以义乌市为例，由于目前城市建设规模、用地指标、机构编制等按行政级别而不是依据城市实际发展程度和承载力分配，重要资源配置不足问题日益凸显：比如城区绿地712公顷，市政道路263.5公里，市政处最低需配备管理人员460人，目前编制仅40人，不足1/10；而义乌有130万外来人口，医疗、教育、交通、社会保障……这些公共资源仅靠县域资源已经难以充分供给。另一方面，小城镇财权与事权不对称，镇没有独立的财权，缺乏收入来源与支出庞大导致很多乡镇无力承担基本公共建设与服务，而有些经济并不是很发达的县，经济强镇的税收已成为县（市）政府所在地城市建设与社会管理资金的重要来源，直接导致镇与县（市）的矛盾。基于“镇级的体制、县级的工作量、市级的要求”困境，经济强镇要脱胎换骨升级为新生中小城市，制度突破迫在眉睫。要用全新的理念，先行先试，允许其承担一些管理职能，即在中央做出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的基础上，从上而下，从实际出发，对于规模、影响、产值已经具有城市特征、达到城市标准的县、大镇、特色小镇、一些特色区等，实行改革扩权，突破制度瓶颈，理顺体制机制。（ZJ）

国土部“新十条”利好中小城市

国土资源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城镇化建设土地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为《通知》），出台城镇化用地“新十条”，包括合理安排土地利用计划、完善住房用地供应政策等分类施策措施。根据《通知》要求，国土资源部还将推动各区域合理安排土地利用计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向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倾斜，向发展潜力大、吸纳人口多的县城和重点镇倾斜。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坚持以人定地、地随人走原则，依据上一年度进城落户人口数量和新增用地标准，合理确定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另外，《通知》还要求各地完善住房用地供应政策。综合考虑房地产去库存和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合理安排房地产用地供应，允许尚未开工房地产项目用地按照有关规定改变用途。保障性安居工程和棚户区改造用地应重点保障，房地产库存压力过大的城镇要减少或停止商品住房供地，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较快、房地产去库存成效突出的城镇，合理增加住宅用地供应面积。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通知》要求各地积极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建立健全规划统筹、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利益共享的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激励机制。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原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可通过自主、联合、转让等多种方式对其使用的国有建设用地进行改造开发。鼓励低效用地成片改造开发，允许市场主体收购相邻多宗地块，申请集中开发集约利用。实施差别化产业用地政策，积极推进工业用地弹性年期、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的供应制度。该《通知》的出台，不仅有利于棚改工作继续推进，有利于促进闲置土地的有效流转，对于库存集中的二三线城市来说，迎来了一个破解开发和库存难题的机遇。（SHY）

国家决策层针对长江发出明确信号

3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定位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并要求列出负面清单，设定禁止开发的岸线、河段、区域、产业。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初提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把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作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项目的优先选项。也就是，先“休养生息”，再谈生财之道。但在这背后还需要解决一些难点问题。一是政府各部门和沿江各省市如何形成合力。长江经济带是流域经济，涉及水、路、港、岸、产、城和生物、湿地、环境等方方面面。此前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之所以效果不彰，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九龙治水”，权力过于分散。流域是一个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和生态系统，应在流域“生态共同体”共建的理念下，将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从过去的局部问题提升至流域共同体全局问题的高度。二是约束机制怎样真正“硬”起来。现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约束机制“明显不够硬”，沿江企业随意排污没有根本杜绝，急需通过立法和科学规划加以解决。应将长江流域的治理、开发、保护各项事业推上法治化轨道，通过制定“长江法”，全面规范和调整长江流域管理中的各种水事行为和关系，系统解决流域管理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三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仍然不减的背景下，如何激发沿线地区保护生态环境的动力，使稳定经济增长和生态长江建设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也考验决策层的智慧。（SHY）

公积金改革不过是为了楼市去库存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山东将放宽公积金使用条件，装修、交物业费均可提取住房公积金。无独有偶，陕西、 重庆以及天津等地亦曾先后出台相关政策，逐步放宽公积金使用条件，允许公积金用于支付房租、物业费、积分落户等。有分析指出，当前全国楼市普遍存在去库存压力，一些地方此时进行公积金改革，其意指还在推动楼市去库存。从目前来看，公积金改革主要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放宽公积金使用条件，二是扩大公积金覆盖面。在放宽公积金使用条件方面较为典型的例子包括：陕西公积金“一金多用”，公积金可用于享受城镇生活最低保障，在家庭生活因自然灾害、连续失业等特别困难时可以提取使用；重庆规定无租房合同也可提取一定限额的公积金；天津则允许公积金用于积分落户、支付房租。在扩大公积金覆盖面方面的典型案例则有：辽宁提出逐步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和个体工商户纳入住房公积金体制；重庆取消公积金贷款对楼盘类型的限制、取消异地缴存职工贷款的户籍限制；长沙计划将没有正式工作单位的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公积金体制；杭州推进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业务。我们认为，楼市去库存是今年我国经济工作五大任务之一，地方政府发挥主观能动性，出台包括公积金改革等助力政策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楼市库存严重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楼市发展不健康，各地盲目上马房地产项目。而当前各地采取的政策一方面起到了解决现存问题的作用，另一方面事实上也是在为上一个阶段的失误买单。客观上来讲，这样的政策有纵容政府、纵容市场的嫌疑。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如何把握去库存政策的“度”，使其不成为过去失误的遮羞布，甚而引起下一轮楼市疯涨，是一个值得思靠的问题。（ZY）

康巴什摆脱“鬼城”称号任重道远

近年来，关于中国“鬼城”的新闻甚嚣尘上，而2010年经美国《时代》周刊及后来BBC的报道，康巴什开始位居现代“鬼城”的榜首，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来大众的品头评足。就在前几天，同样是美国的一家双周刊《福布斯》，其报道再一次将康巴什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一次焦点是在康巴什近九成的入住率，认为这一数字存在“蹊跷”。理由是这仅仅针对核心区，也就是乌兰木伦河北岸地区成立，而乌兰木伦河以南地区则是被大部分空置住房占据。表面看来，康巴什为了获批“县级市”，聪明地取了个巧，把可能阻碍获批的南岸地区切除，以期更加符合相关的人口、GDP、面积及设施等标准要求。实际上，这种想法有所偏颇。一方面，鉴于康巴什新城从未成为正式的城市实体，其真正的边界有待商榷。另一方面，任何一座城市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基础设施的建设，到公共设施的完善，再到人气的聚集，必须要经历一个阶段。据报道，早在2012年9月，康巴什的常住人口就已近10万，而在2010年不足3万人，发展速度并不慢。根据公开数据，政府每年拿出相当于财政收入两倍的钱，投入了城市建设。高科技项目陆续见效，特色化办学体系逐渐成熟，国际赛车城已成为西部赛车的品牌，尤其是随着市政府的入驻，“夜晚小区一片黑”的光景已经一去不返，核心城区遛弯的百姓，来往乘车观光的游客印证了新区人气的渐增。同时，康巴什的生态环境优异，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也是全国首个以城市整体获评该称号的地区。当然，人气渐增固然可喜，品质环境优势也很耀眼，然而随着支撑鄂尔多斯经济的煤炭产业的持续萎缩，地方债务危机不容小觑，要从根本上达到“县级市”的硬性指标，“鬼城”不再的康巴什任重而道远。（ZJ）

“超载”拷问景区“良心”

近日，北京南锣鼓巷目前游客人数严重超出景区承载能力，自4月25日起，南锣鼓巷将暂停接待旅游团队。同时，南锣鼓巷主动申请取消3A级景区资质。南锣鼓巷首创之举背后，是很多景区共同面临的问题――景区严重“超载”。首先是景区保护堪忧。汹涌的人流下，草木折损等自然资源的损耗加速，更别提文物古迹遭受更多涂抹、损害。比如故宫的很多路面、台阶已因游客太多而磨损，莫高窟也因为游客过于集中，游人呼出二氧化碳损坏了宝贵的壁画。其次是游人不满意，好不容易有了假期，一家老小出门游玩，却只看到了人山人海，旅游体验相当糟糕。再次，对很多景区内外的住户也造成了不便。白天人潮汹涌，晚上“夜夜笙歌”，严重影响了住户的正常生活。因此，及时出手避免景区“超载”，非常有必要。实际上，像南锣鼓巷这样在限流方面主动为之的景区，还有故宫等不少实例。有的景区把限流、轮休做到了常态化。据报道，今年3月黄山著名景点西海大峡谷和天都峰结束“封闭轮休期”，植被生长、绿化覆盖都有明显增长。这一轮休制度，已在黄山风景区实施了近30年。但对更多景区而言，制止“超载”乱象不能仅靠自身的“良心发现”，而要引入外部监督。此前国家旅游局公布了《景区最大承载量核定导则》标准，要求当景区旅游人数达到最大承载量的80%时，就要开始控制游客流量。尽管规矩定得明明白白，但很多景区执行起来还是大打折扣。今年的五一假期即将到来，各大景区能否克制住自己的盈利冲动，给广大游客留下一个舒心的假期体验，我们拭目以待。（SHY）

如何将书店打造为城市文化公共空间？

成都方所书店更被众多网友评为“最美书店”。当前，电商冲击、租金上涨使得实体书店普遍艰难求生，一家家颇具人文情怀的独立书店相继关店、迁址。那么究竟是怎样的经营理念使得方所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下逆势上扬，走出一片新天地呢？首先，是精准的书店选址理念，成都方所书店位于成都最繁华的春熙路太古里，体现了书店经营者别具一格的想法，人们的业余生活不会总在吃饭、打牌、唱歌、逛街里打转，人们对于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将给予方所书店在繁华地段发展的机遇。其次，是差异化的选书策略。成都方所的图书结构中，以艺术、文学为核心，引进版图书占比高达40%。丰富的台版书和原版外文书，在书籍种类上与其他书店形成了差异化；此外，小众主义路线也是方所非常清晰的选书策略，品类繁多的独有图书意在避开那些受到网络书店冲击最严重的种类；更有甚者，方所还特别成立了专业采购部门，成员们都是兴趣广泛的阅读爱好者，被称为“书店编辑”，职责是选择好书，并仔细考虑“一本好书放在哪里才是正确的位置，最容易遇到知音”。最后，是意在打造公共文化空间的复合经营策略。以极具创意的公共空间为载体，方所在业态经营方面也有新的突破。主要包括图书、服装、美学生活（设计类产品）、咖啡等几类业态，这种混合型的经营模式被业内称为“具有复合功能的新型商业模式”，书店意图打造一种业态的精妙平衡，体现一种文化的态度和主张；经营者同时提出了更具前瞻性的观念，他们致力于将方所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城市文化空间，寄希望于将包括书刊以内的所有业态都做到极致，并通过与读者的互动，例如举办名家讲座、进行诗歌朗诵，激发人们的文化情怀。（ZY）

韩国：成功担保制助推污泥设施运行

据悉，目前我国产生的含水率80%的污泥，日均量是韩国的四倍还多，但无害化处置率仅31%-36%左右，而韩国70%的污泥实现了再利用。韩国污泥问题的妥善解决，来自于政策推动。除了推动新增生能源利用、燃料化补贴、能源化引导，最根本的是成功担保制的实施。成功担保制度规定，已经被政府确认、具有技术和资金实力的企业，可以向政府建议承接污泥处置项目，项目成功运行6至9个月后，再由政府支付资金。项目成功与否，需要由专家组进行评估。如果认定没有成功，政府会给予企业一年的期限进行调整；如果还不成功，企业就要拆除所有的设施，恢复原状。因此，只有对自己的技术很有信心的公司，才能利用成功担保制提出项目建议。该项制度第一个试用的项目是韩国首都填埋地干燥燃料化设施，在2009年，韩国环境部直属的首都填埋公社，提出日处理一千吨的市政污泥处理设施的计划，恩百康斯公司以成功担保制向环境部提出了日处理一百吨的验证工程，如果验证成功，再多增加九条一百吨的处理线，以达到计划目标。恩百康斯投入2300万人民币，建设了日处理一百吨干燥燃料生产线，后来通过验收证明其稳定性，最终得到日处理一千吨的工程。也就是说，韩国通过政策支持，明确了污泥处置的方向，如燃料化、能源化等，并解决了污泥处理项目的政府和企业运作机制。（Z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