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孵化器“倒闭潮”？
今年以来，深圳两家规模较大的孵化器因为入驻率不高等原因相继倒闭。其中一家成立于2010年的孵化机构，前身是深圳市趋势文化创意联盟，拥有22家联盟企业。就在被清场的5天前，其刚被评为“全国十佳创客空间”。在此之前，上海八六三软件孵化器两股东挂牌转让股份；全国各地有很多创业咖啡馆处于亏损状态可能面临倒闭……难道，孵化器“倒闭潮”来了？ “新回乡运动”需培育乡村文明过去，中国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农村资源向城市流动与集中。但是，近年来，一种相反的流动正在悄悄发生，这就是资源从城市向乡村回流，这意味着一个城乡双向流动、双向驱动的新城镇化模式正在浮出水面。总体来看，至少有三种力量在推动着这一“新回乡运动”：一是，中国乡村文明的复苏。中国具有五千年乡村文明的渊源，那种一味以西方文明形态判定中国乡村文明存亡的僵化看法正越来越受到挑战与批判。当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大众，一种基于中国乡村文明与文化视角，多元化、全方位重新认识中国乡村价值的自觉与自信正在苏醒。二是，生态文明与“互联网+”的契合。当前，把乡村与城市市场连接起来的“互联网+”，催发乡村绿色产业的发展表现出巨大潜力和魅力。使长期以来无法转化为财富的乡村生态土特产品、手工艺产品成为城市中产阶层消费的生态奢侈品。因此，乡村绿色生态产业的发展，将成为乡村文明复兴的经济基础，也是吸引更多人返乡创业的动力所在。三是，城市演化规律的推动。随着城市病爆发、空气污染、生活成本提高、城市生活审美疲劳等多种因素，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将初现逆城市化的周期波动。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农村进城打工、考学的一代人，即将进入告老还乡、叶落归根的生命周期。这一代人将会是逆城市化过程中的主力军。面对新时期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新形势，我们也应当调整固有的思维定势，以双向流动的城市化思维，改进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对于中央和地方而言，以下两点是需要重点考虑的：一方面，从顶层设计来看，要把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着力点，从关注农村到城市单一通道的疏通，转向城市与农村双向流动通道上来；另一方面，任何时候，乡村文明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生产活动的发展、生活状况的改善，因此，助力乡村产业发展、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ZY） 增减挂钩需保障农民权益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的城乡要素高效配置交流座谈会，探讨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其中，天津市试点宅基地换建设房，探索大城市近郊农村城镇化发展新模式受到了广发称赞。其具体做法是：第一，农民以其宅基地，按照规定的置换标准无偿换取小城镇中的新住宅，迁入小城镇居住；第二，农民原有宅基地统一复耕，实现耕地总量不变、质量不减、占补平衡；第三，新建小城镇除农民住宅外，还规划出一块可供出让开发的土地，用土地出让收入平衡小城镇建设资金，做到政府不拨钱、百姓不掏钱；最后，在小城镇规划建设中留有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用地，利用集约出的土地指标、复垦出的土地，紧邻小城镇安置区建设示范工业园区和农业产业园区，使农民居住在社区、工作在园区。总体来看，天津市的这一实践方案促进了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实现了就地就近转移就业，提高了农民收入，增加了财政来源，保障了小城镇可持续发展。需要指出的是，从天津宅基地换房的模式中可以看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际上是土地指标的有偿使用，并非市场化，是建设用地的有偿调剂。（ZY） 城市化排斥低端劳动者得不偿失近期，有评论指出，当前中国城市发展中存在着对城市内部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关系认识不足的问题。以美国为例，高科技产业和制造业是美国大城市的主导产业，而这两种产业的发展也同样带来对于服务业的需求，其中，服务业的很多从业者都只有高中以下的教育程度。美国的研究发现，每一个高科技产业的就业可以带动5个其他行业的就业岗位，其中，2个是相对高端的服务业（比如医生和律师），而另3个则集中在消费型的服务业（如售货员和餐馆服务员）。换句话说，高、低技能的劳动力的比例大致就是1：1的关系。相比之下，制造业对于就业的带动力相对较弱，一个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增加大约带动1.6 个本地服务业的就业。因此，在美国大城市里，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着互补性。通俗的说，当高技能劳动者集聚在大城市后，既在生产里需要清洁工，同时也在生活里面需要家政服务员。然而，中国的情况却有所不同。由于实施了更为严格的落户政策，中国的大城市中往往会出现低技能劳动者所占比例远低于相似状况的国外大城市的情况。而这种人为限制低技能劳动力流入的做法会产生一系列损害城市发展的后果：一是，社会劳动生产力受损。一方面，由于较为低端的消费型服务业无法雇佣到低技能劳动力，该经济部门就只能雇佣相对高技能的劳动力来补充，这就造成了现在大学生可能会去做由高中生或初中生就可以完成的工作的情况发生。另一方面，由于低端经济部门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导致该部门产品价格上升，高技能劳动者可能为此只能消耗更少的服务产品，甚至“自给自足”，最终造成其劳动生产率下降，因而不利于整个城市的竞争力。二是，制约城市消费。研究发现，当外来劳动者无法在城市里获得落户机会时，他们往往倾向于减少消费。一方面，他们预期自己未来难以落户，可能要回老家，这样，他们就不消费耐用消费品。另一方面，他们预期自己未来回老家，收入将大幅度下降，所以需要为未来多存钱。总的来说，一个现代城市想要发展，既离不开高端产业与高技能劳动者，也离不开配套的低端经济部门与相对较低技能的劳动者。因此，当前我国大城市中普遍实行的严控户籍、排斥低端劳动者的政策思路恐怕还值得反思。（ZY） 二线城市房市“过火”损害城市竞争力当前，楼市热度没有因为一线城市房地产调控措施的升级而降温，反而正加快向二线城市转移，以合肥、南京、苏州为代表的二线城市，正成为社会投资资金觊觎的焦点。目前，我国二线城市在基础设施、社会环境、就业吸引力方面仅次于一线城市，对外来人口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二线城市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难以形成类似一线城市对社会资源的集聚效应，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更无法与一线城市相提并论。如果住房价格保持稳定，那么二线城市可以通过可持续发展并带动外来人口稳定流入，实现城镇化进程有序推进。但如今二线城市房价过快上涨，主要受到社会投资投机资金的驱动，引发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恐慌性入市，就再度加剧了房地产市场供求的不平衡。特别是，未来住宅出售变现的承接者，必然是二线城市新一代移民，他们大多来自周边城市与村镇，事实上，凭借他们的支付能力，是难以支持持续偏离合理收入水平的住宅价格的，这与一线城市的国际大都市特点支持房价高位运行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一旦未来某个时段，“涨价”预期出现松动，便可能导致投资和投机资金的迅速撤离。而二线城市的资金支撑的脆弱性往往就会导致这些城市房价出现大幅度下跌。总的来说，二线城市房价上涨的合理性在于城镇化预期，但如果房价上涨演变成社会资金投资炒作的狂欢，那么终究受损的是地方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而地方政府和全国经济也将因金融风险集聚而付出巨大代价，购房者、投资者也将遭受重大损失，不能不慎之又慎。（ZY） 水环境治理需加强公共参与日前，北京市政府办公厅下发《北京市进一步加快推进污水治理和再生水利用工作三年行动方案》，提出了北京市治理黑臭水体的三年目标，同时明确了要以人民群众满意为治污的最终标准。无独有偶，去年9月，住建部发布的《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明确黑臭水体主要针对感官性指标，普通居民不需要任何技术手段就能判断，要让普通居民成为黑臭水体治理的“验收者”，监督地方政府对黑臭水体整治的成效。事实上，这是城市环境治理观念的突出进步，体现了城市环境治理“从百姓中来，到百姓中去”的原则。过去，不少地方和城市在环境治理上走过“唯数据论”的弯路。每有老百姓对环境问题、政府治污提出疑义，职能部门就抬出高精尖的检测仪器，拿出一大堆数据“自圆其说”。而如今，有了环境治理观念的变化，环境治理要让居民满意，黑臭水体治理结果要由居民“验收”，则在制度标准上避免了过去存在的问题。同时，在新原则下，有关部门还要注意科学严谨，避免“居民说了算”变味走样。比如，根据住建部发布的《指南》，至少90%的老百姓满意才能认定达到整治目标，这里的90%是抽样调查的比例，“原则上每个水体的调查问卷有效数量不少于100 份”。但是，黑臭水体影响范围内的社区居民、商户少则几千上万，多则几万十几万，假如只发放100份问卷，人为操作的空间极大，民意的真实性可能就要打折扣。因此，黑臭水体治理应大幅提高调查问卷的有效数量，扩大民意调查的范围和代表性，确保调查结果是真实无虚的民意体现，而不是“选择性”或“钦定式”听取民意的结果。（ZY） “厕所文明”映射城市形象不久前，有消息传出，北京市今年有望出台新的“公共厕所建设标准”，年内还将对700座公厕改造提升，达到300―500米之间就有一座公厕。一场“角落里的革命”，正在将“如厕难”的尴尬扫进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如厕文明”也是生活现代化的衡量标准之一。根据《英国医学杂志》统计，过去200多年，人类医学的最大里程碑，既不是青霉素也不是避孕药，而是现代化的卫生设施。它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类远离疾病，促使人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与人们的期望相比，中国厕所在数量、卫生、厕位比等方面仍显不足。“想去文明古国、恐惧中国厕所”“在中国不敢多吃、多喝，怕‘方便’”，是不少外国游客的刻板印象。不过，这样的窘况正在不断改善。“中国终于意识到其厕所有许多可改进之处”，英国《电报》如此评价中国从去年以来开展的“厕所革命”。提升市民的幸福感、中外游客的满意度，无疑要从处理好每年37亿游客，超过270亿次如厕这样的基础事情抓起。文明如厕习惯的养成，则是扮靓“方便角落”的另一个条件。无论是新加坡通过巨额罚款、民众监督换来模范公厕，还是日韩、欧美国家在追求清洁、卫生的基础上，关注环保、关注如厕者的使用方便，正是对使用者需求的高度重视、对厕所软环境的精心塑造，反过来提醒公众必须遵守相关规定，摒弃粗鄙行为，切实增强文明如厕的自觉性。事实上，也唯有如此，厕所作为“全世界通用的嗅觉语言和视觉语言”“文明沟通中最短的直线”，才有可能真正摆脱社会治理短板、旅游文明“最后角落”的尴尬处境。事实上，“一个民族的文明可以从他的室内和卫生用具来衡量”，在平均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人缺乏卫生设施的今天，“从社会各种禁忌中被解放出来”的厕所，或许更应该像家里客厅一样去用心打理。这不仅对于保持各国人群的健康至关重要，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ZY） 香港成为“一带一路”超级联系人路远且阻当前，外界普遍认为，作为国际化程度高、贵为世界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可发展成为“一带一路”的超级联系人，以及发挥融资中心的作用。然而，若细细考究下来，香港要发展成为“一带一路”的超级联系人和融资中心，难度并不小。第一，香港的国际化，其实主要是美国化和欧洲化。香港所熟悉、擅长的西方金融服务、法律制度等，在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不大适用，依照西方的规则手法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很可能效果不佳。第二，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外交事务由中国中央政府负责管理。相关合作如涉及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府层面，在对等原则之下，主导权是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上，香港可独力主导的地方不多。第三，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项目，除了有政府政策扶持和财政补贴之外，还可通过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国家政策性银行、专项建设基金的低息贷款优惠，大多无需通过香港或海外进行融资。第四，部分党派和政治团体对与陆港融合大唱反调，不少民众也对“一带一路”态度冷淡。部分泛民党派为获选票而操弄民粹，逢中必反的社会氛围，对香港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非常不利。而香港民众也认为该战略并不会给他们带来实惠，或者表示其只是股市上的一个炒作概念，特别是当地青年，纷纷因为“一带一路”为其带来的就业机会和实习岗位不如预期而大感失望。最后，香港一直没有研究“一带一路”的专业团队。在很多香港人眼中，该战略研究的门槛很低，香港几乎每个领域的专家、学者，都乐于在自己的领域中谈论“一带一路”，却难免相当分散和流于表面，未能涉及核心，亦极少得出可“落地”的实质成果。有鉴于此，香港未来必须更主动一些，与内地各省加强合作，结成伙伴关系共同抱团打拼，尤其是泛珠三角地区合作，在争取成为区域性的跨境数据信息中心，以及打造亚洲区金融合作平台等方面发挥自身优势，协助对外推广“一带一路”合作，才可令香港在“一带一路”中获得实在的地位，发挥出应有的作用。（ZY） 用“汽车思维”建不好慢行交通
近几年，各地城市都在响应住建部及相关部委、职能部门的号召，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慢行交通建设。然而，各地的实践证明，设计和修建自行车道的人没有“骑自行车”的思维。一言蔽之，就是现在的自行车基础投入，还是以“汽车思维”来开展的，缺乏精细化的管理、人性化的考虑，以及敏感点的重视。首先就是道路资源分配和路权的问题。道路资源是有限的，公交优先、鼓励绿色出行，本质上是让最方便最好的道路资源道路环境，留给公共交通、留给行人和自行车。看自行车道的品质，不是看最宽的地方有多少米，而是最窄的地方有多少米。不是看平面有多少空间，而是立体空间有多少。从这个角度来看，有非常多的自行车道其实是沦为机动车停车位或者被其他市政设施给占用，如果没有占用，也会因为地面的不平整和障碍，造成自行车道的有效宽度和立体空间减少。其次，工程建设的品质低。过去很多的规划设计、建设施工，都是大尺度的。但自行车的出行，往往是零碎的小尺度的。例如有一些过街马路的减速带过高，会造成自行车的颠簸；又例如，有些自行车道下雨会有水坑，骑车的人可能会骑到机动车道上绕开这个水坑；又比如，自行车道过街的时候，没有做足够的缓坡，如果坡度超过30度，对于自行车的骑行体验也会比较糟糕。还有就是，自行车交通系统和其他公共交通、生活系统的衔接问题。目前路政规划、交通规划，还有功能规划，有一些割裂和不同步。修地铁的时候未必考虑到自行车停放，公交车站牌的设置也不一定考虑该地点是否有自行车来往，而后期的补救方案，对于骑行者来说往往不方便。（SH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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