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疆城市如何借力“一带一路”

当前，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深入推进，内陆边疆城市（下称陆疆城市）迎来了一个空前的发展机遇。
    那么，在这一时期，陆疆城市的总体发展思路是否应当随之发生变化呢？
    事实上，以前的陆疆城市，受到板块经济、国家沿海开放的倾斜政策影响，常常不受社会主流关注，往往只能与邻国相邻地区进行一些小规模的商贸活动与合作。但是在一带一路战略出台之后，我们的选择将会是更加开阔的，合作将进一步向深度与广度发展：一方面，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包扩陆疆城市在内的国际合作线路进一步延伸；另一方面，鉴于中东部经济发达城市进一步向西开放的需求，陆疆城市亦将获得与国内大城市加强合作的机会。总的来说，陆疆城市将有望成为更高质量的内外联通的国际中转节点。
    具体而言，面对时代机遇，陆疆城市在以下几个方面大有可为：
    一是深耕重点领域，打造特色经济体系。
    去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15〕72号），特别强调对于延边重点地区要“实施差异化扶持政策，促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为“一带一路”的推进提供支撑。
    在这一方面，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发展多元化特色县域经济的经验是可资借鉴的。
    海拉尔区在呼伦贝市的对外开放格局中被定位为中心城市。近年来，该区着力于建设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体现草原文化独具北疆特色的国际旅游观光休闲度假集散基地、中俄蒙现代商贸物流基地、有色金属生产加工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基地等“五大基地”，同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意图打造多元发展的特色县域经济体系。
    其中，中蒙俄物流园区是海拉尔区发展的重中之重。当前，该园区的主打品牌包括中俄产业园和中蒙产业园口岸联检、仓储保税区、国际贸易区等多个项目。而其他项目如二手车维修交易市场、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市场、食品加工配送中心、牧机扩建、机械设备维修交易中心等也已相继进入。预计到2020年，该园区累计将入驻企业100家，实现销售收入100亿元，安排就业岗位1万个。
    二是聚焦通道建设，实现“带路”中转职能。
    从实践经验来看，为了实现陆上商贸畅通，陆疆城市至少需要在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完善交运基础设施硬件，二是配套商贸通关政策软件。
    前者如广西凭祥市。2015年11月，广西与越南谅山签订中越友谊关―友谊、浦寨―新清两条跨境货物专用通道协议。凭借这两条国际货物专用通道，凭祥将实现对外贸易主通道友谊关、浦寨方向“人货分流”，为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外贸监管服务模式创造条件。另外，凭祥边境贸易货物物流中心以及凭祥水果辐照检疫处理中心均将于近期建成并投入使用，而后者更将成为中国首个在口岸实施电子辐照检疫、高科技保鲜的检疫处理中心。
    后者如云南河口市。截止2015年，为了营造和谐、文明、友好的通关氛围，河口口岸站已简化查验手续11项、推出便民措施23项。具体政策包括：推出出入境车辆检查窗口前移、跨国旅行团分组验放、出入境自行车通道弹性验放等多种边检查验方式，极大地提升了口岸通关效率和规范化管理水平；实施“24小时预约通关”，保证出入境车辆随到随检；推出“零等待服务”，保证果蔬快进快出；建立绿色救助机制，对危重急难等特殊旅客优先办理出入境手续，为急救车辆进入限定区域接送患者提供便利。
    三是借力“互联网+”，打破空间发展障碍。
    “互联网+”的兴起，使得空间距离不再成为阻碍合作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对于陆疆城市而言，“互联网+”不但能够助推当地贸易发展，活化城市活力，甚至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各地普遍存在的人才、公共服务资源瓶颈。
    而在“互联网+”的应用方面，广西东兴市无疑是极为成功的。
    事实上，自2006年起，东兴人已经开始通过网络销售越南的食品、工艺品以及东兴本地的特产等。而随着电子商务在全国范围内的走红，捷足先登的东兴人已经凭借跨境电子商务便利的物流系统和完善的买卖沟通机制获利。2013年，借力“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的成立，东兴的电子商务得到了更上一层楼的发展。而在同年发布的《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百佳县》中，东兴排名26名。
    更值得称道的是，面对高端人才缺乏的瓶颈，当地积极转变思路，除了出台传统的人才政策以外，还尝试在发展中借力，借助远程视频会议系统，实时与智库等研究机构智力资源对接，借助智库外脑打造智力、资本、资源的整合平台，构建起了跨领域、多角度的科学决策机制。不仅如此，当地领导还表示，未来随着远程视频技术的成熟，东兴将借助发达城市优质资源实现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用科技的手段低成本地解决实际问题。
    总的看来，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陆疆城市已经站到了时代发展的风口，倘若各地能够能把握机会，顺势而为，便不乏后来居上、一飞冲天的可能。（ZY）
    （注：凡是重点分析类别的问题，客户均可向安邦（ANBOUND）城市组提出要求，作出进一步的讨论。其中包括相关资料的索取、评估意见和咨询具体的城市开发问题。安邦（ANBOUND）城市组对这一类别的问题将根据客户的客观需要，提供具体的评估意见和直接的帮助，方便客户的项目操作和工作思考。）
    城市研究

华为的“出走”早已注定

近日，“华为要离开深圳”成为引发国内热议的重要事件。华为这样的大企业的离开，无疑将带来城市的重大损失，这是当地政府不愿看到的。然而，这种结果似乎早已注定。根据《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简称《规划》），到2020年深圳全市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890平方公里以内。但2013年深圳对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中显示：当时深圳全市建设用地已达957平方公里，已经超出2020年规划建设用地规模；且已有5个区（功能区）现状建设用地突破规划规模，其中有三个位于中心城区。要严守建设用地红线，只能依赖于建设用地清退。早先发布的《深圳市近期建设与土地利用规划2015年度实施计划》中称，“深圳建设用地清退工作已刻不容缓，建设用地清退将成为深圳市各区新增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清退成效直接决定各区下一年可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这份文件的附件中罗列了各区2015年具体的清退指标，其中华为总部所在的龙岗区清退指标为122公顷，在各区中名列第二。不仅建设用地已经超标，深圳常住人口也已超出规划上限。《规划》中称：“到2020年，城市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1100万人以内。”而根据深圳市统计局此前的公报，截止2015年底深圳市常住人口为1137.89万人。也就是说，到去年底为止深圳的常住人口数量已经比设定的人口规模至少高出37万人。如果要执行《规划》，严守1100万人口的规模上限，这意味着从现在到2020年，深圳的常住人口不仅不能增加，还要逐年减少。城市规划是具有法定约束力的纲领性文件，各项土地指标和相关配套设施，都要在规划的框架下进行。无论当前深圳的房价是否过高，也不管未来规划是否会修订，只要规划仍然在执行中，必然会对市场产生影响。由此，当计划式的规划人为推高了成本之后，华为这样的大企业的“出走”也就成为必然。而且，在当前情况下，再制定系统性的计划来挽留企业，已经空间很小了。（SHY）

10万人口特大镇升级为市要谨慎

近期，龙港镇改市省级协调会在杭州召开。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仅有的两个建制镇之一，“打造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的新型设市模式的典范”是龙岗试点目标的重要内容。而就在不久前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表示“今年将出台新设市标准，10万人口特大镇将升级为市”。当前，我国10万人口特大镇有200多个，在经济体量上与小城市比肩，而且城市功能比较完善、产业聚集度较高、有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但因行政管理体制的限制，权利小、责任重，“小马拉大车”困境普遍存在。由此，镇改市水到渠成，新一轮的城市化浪潮也随之掀起。相比县改市，镇改市的改变幅度更大，最直接的要求是行政管理创新与行政成本的降低，而最根本的是让镇里的居民真正变为市民。在体制机制方面，通过城镇规划的动态优化、地方行政体制与财政体制改革等的同步推进，推动地权、财权与事权适当扩大，赋予镇与其人口、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使由镇改来的市获得更大的自主发展权，这个过程需要预防基层发展权提升沦为人员、机构的膨胀。安邦（Anbound）研究人员曾指出，“镇改市不在行政职能而在公共服务配套”，而且要“注重农民、集体、地方政府等的再造利益平衡”，如农民带地进城分享城镇化红利、对原市区县资源聚集的影响等，这是比建制调整更重要的问题。同时，也要充分估量现代城市的陌生人社会文化对乡土熟人社会文化的冲击。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推进相应的户籍、土地等配套制度改革和就业、公共服务、交通完善及文化生态的塑造，即使撤镇设市，也可能是换汤不换药，达不到最初的预期。（ZJ）

打破“重售轻租”助力房地产去库存

近期，随着去库存政策发力，我国房地产市场普遍回暖，一、二线楼市房价快速升温，三、四线房产的销售也有所回升。然而，相比红红火火的销售，租赁这一解决居住问题的有效手段似乎被人们淡忘。究其原因，还是由于有很多政策与现实的障碍，让租房者不舒心、出租者不省心。一是，从买房的角度来看，确实是优势颇多：申请公积金贷款很容易；贷款按揭利率往往能打个八到九折；缴税可以享受契税、增值税等一系列优惠政策；落户方便，并能享受一切户口福利；住着自己的房子也安心。二是，从租房的角度来看，则是麻烦多多、困难重重：租房难以提取公积金；贷款只能申请1.2倍基准利率以上利息的个人消费贷；缴税基本没有优惠；租房落户门槛过高，也因此难以公平享受到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合同纠纷、租金上涨频繁令租户东奔西走、苦不堪言。最后，从管理部门来看：零散的个人租赁市场难以管理，群租房、地下室出租等导致安全问题频发，缺少登记制度的外来人口租房也容易引发社会治安问题。显然，面对房屋租赁市场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唯有多措并举，对症下药，方有可能激活市场潜力。一方面，应当通过财税、金融、户籍等政策给房屋租赁松绑减负。对于购房者能够享受到的政策福利，原则上也应一视同仁地惠及租房者。另一方面，应当通过专业化经营提供规范稳定的租赁市场环境。房屋租赁不应是一锤子买卖，鼓励专业化企业经营租房，不仅便于政府部门进行管理，也能为租房者提供更专业的服务，建立起具备规模效应的长期租房市场。总的来说，去库存并不只是卖房子，“居者有其屋”也不等于“居者有产权”，只有通过改变“重售轻租”的现状，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才能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打下更坚实的基础。（ZY）

“反规划”：让城市低碳发展

无可否认的是，当前，我们的城市生活往往过于依赖一套高耗能的系统，而这个系统一旦出了问题，解决起来往往需要采取更高耗能的方法。比如，我们常常通过建设大量水利工程进行雨洪管理。然而，很多城市依然洪涝频发，出现各种“海景”。而我们应对的方法往往就是加密、加粗管道或者提升水泵功率。结果自然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根子并不在这里：大部分城市受季风性气候影响，强降雨甚至可以在一天之内达到全年降水量的30%，再粗的管道也不能解决水涝问题，而且建成后大部分时间还是闲置。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反其道而行，以全面“去硬化”的方式让水蓄在土地里呢？更抽象的来看，为什么我们不能尝试用一种更适合生态、更经济有效的方式来解决城市问题呢？对此，北大教授俞孔坚提出，城市建设应该“反规划”。“反规划”，不是反对规划，不做规划，而是要反过来做规划，不是让人适应城市，而是从生态角度、以人为本出发做规划，减少干预，让城市适应人和自然。事实上，让城市低碳发展并不复杂。土地有净化功能，不要轻易剥夺；洪水可以与人为友，不要轻言强制；空气流动能带来降温，不要轻率封闭。总之，解开自然的裹脚布，让自然做功，我们的城市才称得上宜居，我们的生活才会更美好。（ZY）

社区治理开启城市管理新篇章

近年来，随着各项改革的逐步深入，街居社区体制正逐步取代单位制体制成为城市基本组成单元。在此基础上，基层社区的治理创新已经成为不同城市探索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重心所在。从各地探索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来看，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首先，加大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力度，进一步完善社区组织体系。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党员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与骨干，应当鼓励并发挥两者在社区组织体系建设以及网格化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社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同时吸引社会民众、企业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形成多方参与、优势互补、协同共治的工作格局。其次，加强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的职能转变，进一步理清政府和社区居委会之间不同的职责定位和相互关系。一方面，应当明确街道办事处对辖区管理负总责的地位；另一方面，更要充分调动非政府组织开展社区工作的积极性，并从制度上使街道专注于指导、监督和资金、政策上的引导作用。再次，依托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形成“精准有效”的公共管理与服务的常态化机制。随着政府体系内数据资源整合水平的提升，社会治理领域的动态数据将“海量”生成。有鉴于此，应当探索整合相关部门、行业信息化资源，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信息化网络体系，加大社区及街巷视频监控、电子化、智能化建设力度，以全面提升城市基层管理服务的科学化、现代化水平。最后，探索社区专业化工作职业化，引导高素质人才投身基层社区管理。城市基层社区的多元化发展，使得过去那种以退休老人为主体的居委会成员结构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前需求。因此，应考虑将社区专业工作纳入正规职业范围，促进社区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和规范化，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才投身城市基层社区管理。（ZY）

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迈入新阶段

5月24日至25日，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的意见（审议稿）》。在落实“四个中心”战略定位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增强首都核心功能及北京市发展，从规划建设管理的全局提升城市工作。一是规划方面，首次转为“减量”，强调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倒逼城市功能调整、规模控制、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并设置了人口、用地强度等硬指标。此外，注重京津冀协同发展，打破“一亩三分地”，在更大尺度上统筹考虑城市空间布局。二是建设方面，高水平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重要主题，社区配套高于中心城，并以北京新机场建设为契机，实现通州与北三县的统一规划与共管共治；三是管理方面，强调“以人为本”，创新城市治理，重点治理大气和污水，积极推广开放式街区，加快对违法违规建设、乱停乱放车辆、“开墙打洞”经营、背街小巷脏乱等问题的治理，提升环境容量，并基于城市化、老龄化新形势完善公共服务。四是机制体制方面，推进规划、国土机构合并，组建城市管理委员会，并明确为城市管理主管部门，从管理职能上实现“两规合一”，进一步完善综合管理与专业管理相结合、多部门共同履行城市管理职责的格局，增强执法的公信力。同时夯实街道建设，真正实现属地管理的权责统一。（ZJ）

中西部地区将面临土地流转冲突

日前社科院发布的《土地市场蓝皮书：中国农村土地市场发展报告（2015-2016）》显示，从1996年的2.6%到2014年的30.4%，短短18年间，我国农地流转率快速增长。从发达地区实践来看，农用地向非农地的流转，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农用地向非农地的非法流转，已经使农地失去了耕地本身的性质，但是表面上看到的还是耕地，所以出现了很多所谓的违建问题。另外，在这个过程中间，出了大量小产权房问题。有些地方把土地拿出来办工厂，农民不愿意，最后带来了社会矛盾。有关专家表示，目前因为土地问题激发的社会矛盾，大概占到农村问题的60%到70%左右。由于土地非法流转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有不断扩大的趋势。首先，近年来大规模的项目增加，大工程、大项目侵害了一个群体的利益，造成群体事件规模也更大。第二，原来因为土地流转而爆发群体性事件，主要发生在东部和中部，随着区域大交通建设等一些大项目，以及有环境污染的项目在西部地区的增多，土地流转引发的冲突也开始往中西部地区蔓延。第三，政府的调控手段减少。既给不了钱，不能给农民安排工作，也不能通过别的方式予以补偿，这样会造成矛盾的激化和升级。（SHY）

美国波特兰城市农业规划

美国波特兰的城市农业规划，显示出了这座城市规划的系统性和细致程度，这也是一个城市部门成功协作的典型示范。波特兰城市农业规划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给城市农业以规划上的优先权。2004年，一位市议员被一位邻居成功将荒凉的泵站周边改造为繁荣的社区农园的事所触动，提议相关城市部门清查其下属库存土地，以了解哪些地块可能适合城市农业，该议案获得一致通过。2005年6月，第一阶段的报告《可挖掘的城市：给城市农业以规划上的优先权》获市议会一致通过。报告及宣传等拓展工作使公众意识到，城市农业是一个实现公众参与、经济发展（通过促进创业项目）、城市绿化、娱乐游憩、土壤空气及水质量改良等多重规划目标的有效工具（尤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更多人关注并参与其中，许多市议会委任的咨询机构也对其表示支持。第二阶段是“城市农业土地库存清查工作的发现及建议”。实施第一阶段报告中的建议，制定具有城市农业潜力的公共土地库存管理计划，并最终提交并通过了《可挖掘的城市之第二阶段：城市农业土地库存清查工作的发现及建议》的报告。土地管理计划要求，所有有意向租赁和利用公共土地发展城市农业的公共机构、非营利组织及社会团体，需要向政府提交一份详细的土地承租申请提案，这个竞争性的提案申报过程可促进土地被更好地利用。第三阶段是“实施策略和建议”。对已形成的土地数据库进行复审。其中公园和娱乐部、水务部聚焦于社区农园的选址定位，而环境服务部和交通运输办公室则关注其他方面的城市农业利用，将场地是否已被纳入公园总体规划（或是以湿地保护、防洪减灾、废水处理、雨水径流处理为目的的区域保护计划）作为重点考量因素，确定明确具有城市农业潜力和可能具有城市农业潜力的场地。最终形成名为《可挖掘的城市之第三阶段：实施策略和建议》的报告。（S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