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功：从智库学者角度看北京城市变迁

最近，媒体报道了国内某著名大学的一位教授关于近代北京城变迁的访谈文章。文章中指出，民国北京城不是典型的近代城市，缺乏近代城市那些“新”东西……近代北京最显著的一个变化是清政府的灭亡，权力阶层的置换。观察近代北京，不仅仅是城市空间结构、建筑外形有变化，里面的人也有变化……对城市史的研究，特别是城市空间形态、结构的研究，近代城市和古代城市有个显著的差别……由于政局、社会的不稳定，近代民国城市可以视为一类未完成的城市，研究这样的城市，应该关注它的过程。
    安邦咨询（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指出，这位教授从学术角度以学术研究的方式对北京城市变迁做出了探讨；而作为智库学者，需要从另一个层面来研究城市变迁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提到北京近代与现代城市的文化、传统等一些变化，并比较清楚的指明城市应该以动态的观点来看，这个观点值得借鉴。但文章没给出城市文明、文化、历史和传统的清晰的定义，文明、文化和历史如何在动态中表现，为什么1949年之后表现得越来越差？这些都没有得到合理解释。
    陈功先生曾指出：对于文化和历史，尤其是经济史和城市史，赋予一个大的框架，形成一个大的体系，告诉人们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大体上是个什么样子，存在什么样的空间格局，这是重要的，但对于专门从事城市研究的智库学者来说，显然，这样的了解是不够的；与一般的读者和学生不同，智库研究人员更关心的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还有构成城市系统的各个关键技术节点及其关系。因为不知道这些城市的技术性因素，不了解城市的微观价值，就无法去真正理解城市。
    北京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但现在的北京除了少数人满为患的胡同之外，极少数点状分布的“北京符号”之外，北京的城市风貌仅能说是一个“普通的现代都市”，并无明显的历史特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历史上的大拆大建之外，毁掉了城墙、牌坊，更多的是最近一个时期的城市化，占用了过多的内城历史空间。很多具有北京特色的建筑被拆除，使得城市景观和肌理被严重破坏。
    城市的历史文化是一个城市价值含金量最高的资产，正是因为如此，有人才将之称为是“文化财”。城市中，每一个得到保护的文化资产，其周边的土地和建筑，都会有超乎寻常的升值，这反映出文化的资产价值。上海的“新天地”对历史文化元素的运用和设计很勉强，但就是因为沾了文化的边儿，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影响力。应该说，在历史和人文方面，北京失去了太多的历史财富，交换来的却只是昙花一现、充满城市病的“现代风光”，可以说，这是北京城市发展的一个严重失误。
    另外，关于研究城市，将城市的空间与社会结合在一起才有意义。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到，这位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这非常有价值；但和很多人一样，虽然感受到了城市的变化，似乎却并未清楚了解这种演变的过程以及关键因素。审视眼前的城市化，实际上，中国的城市化源自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1947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将工作重点从乡村转向了城市，启动了中国的城市化，但是中间多有反复，方向性的错误不断发生。
    回顾北京城市发展历史，城市决策者和规划部门最常使用的籍口，就是北京这个城市受政治的影响太大，左右了城市的发展。言外之意，北京今天的病症是政治的原因，而非城市决策者之过。要说政治影响，北京的确存在，梁思成的遭遇众所周知，先是苏联规划思想的影响，再来是文化大革命，还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以及对“四化”的急切追求，政治影响始终存在。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北京不应夸大这种政治影响，更不能作为城市规划失误的籍口。
    2000年的北京，GDP总量只有3161亿元，到了2015年北京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2.3万亿。过去的政治影响再大，也只是在3161亿规模上的“影响”。如果说北京“摊大饼”，那时的“大饼”也就相当于三千多亿，只有约现在经济总量14%左右。所以，后来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与其说是政治影响的问题，还不如说放任发展的问题。北京这张“大饼”，是在无反思，无总结，在有其名无其实的学者和官员想象力的自由运作下，纵意而为之，甚至肆意而为之，以致后来居然蔓延式的发展到数万亿的规模。所以，北京的城市发展受到“地方政治”的严重影响。
    当然，北京城市变迁的背后有着众多的影响因素，对于智库研究人员，需要充分运用智库系统和智库研究方法，以历史发展的思维，梳理错综复杂的关系，把握关键因素，对城市发展问题做出预判，从而体现出智库研究的价值。（SHY）
    （注：凡是重点分析类别的问题，客户均可向安邦（ANBOUND）城市组提出要求，作出进一步的讨论。其中包括相关资料的索取、评估意见和咨询具体的城市开发问题。安邦（ANBOUND）城市组对这一类别的问题将根据客户的客观需要，提供具体的评估意见和直接的帮助，方便客户的项目操作和工作思考。）
    城市研究

武汉百亿水利投资却换来“看海”局面

今年，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暴雨袭击，而武汉作为我国长江流域的重镇，洪涝灾害尤为严重。自武汉中心气象台7月6日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以来，武汉中心城区已经被暴雨攻陷，交通系统全面瘫痪，学校、工厂停课停产，上万农民家园被淹没，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讽刺的是，武汉曾投资百亿发展水利，建立海绵城市试点，甚至曾有媒体发布文章称“武汉投资130亿告别看海，一天下15个东湖也不怕”，而如今仍出现了“看海”的局面。虽然此次洪涝有“天灾”的因素，但细思极恐，“人祸”才是根本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对武汉水利建设重新进行审视：首先，130亿投资，是否做到了物尽其用，是否存在贪腐、浪费、不作为的问题。尽管武汉审计署已经围绕政策措施执行和规划实施、建设资金管理使用、投资绩效和环境保护开展调查，但这种“自查”行为难以做到客观公正，不妨向社会全面公开130亿资金的使用细节，邀请社会监督，或者引入更高层级的调查机构进行独立审查，查明武汉“海绵城市”中的“污点”；其次，武汉的快速发展是否与水利建设背道而驰。据了解，湖北省大规模的围湖垦殖和造城运动已经造成过半湖泊的消失，仅武汉近50年来，已有近100个湖泊“人间蒸发”，损失蓄洪容量高达2.3亿立方米。武汉一边安排资金改善排水设施，另一边却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消灭具有蓄水能力的自然水系，即使再先进的排水系统，效果也会大打折扣甚至可能恶化。武汉 “填湖造地”的发展明显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的“充分发挥山水林田湖等原始地形地貌对降雨的积存作用”相悖，而武汉如何能入选国家第一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名单，值得深思。（QC）

京津冀协同创新农产品流通网络

近日，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商务部、交通部、海关总署以及质检总局联合制定并发布了《京津冀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行动方案》，旨在3年之内，基本建立统一开放、分工协作、竞争有序、畅通高效的京津冀农产品流通网络体系，提升物流效率和服务质量，降低农产品物流成本。方案将从以4个方面开展行动：首先，京津冀三地进行合理的协调和功能划分，北京将从资本、信息、技术管理方面发挥辐射与带动作用，天津利用港口和自贸区的优势打造农产品进出口集散中心，而河北则应发展农产品生产基地和物流园区，构建面向区域的供应链；其次，创新并完善物流模式，通过农超对接、农批对接、农校对接、农企对接等模式，减少流通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同时大力发展“全程冷链”模式，加强“最先和最后 1 公里”的产地预冷、保鲜加工、保鲜运输、销售终端冷藏等能力建设；第三，打造物流信息化平台，汇集农产品生产、加工、包装、仓储、运输、交易、配送等数据信息，及时发布市场信息、引导生产流通、优化资源配置，并利用互联网和物联网，推广电子结算，拓展线上交易和线下物流终端配送增值服务；最后，开展农产品流通国际合作，利用天津自贸区政策环境和条件，建设一批农产品进出口、分销中心和直营中心，提高流通国际化水平。农产品物流网络的构建，将为京津冀一体化进程注入新的活力：河北作为农业大省，将在京津大都市消费水平的引领下，实现农业结构调整与农民增收，物流基地的建设与发展也能帮助吸引大量的社会投资，有利于缩小农村地区与城镇地区的经济差距；其次，有助于北京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有序退出和外移五环内大型农贸批发市场，逐步改变摊商式经营，打造农产品电子交易中心、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此外，“方案”在构建农产品物流网络方面涵盖了协调机制、物流模式、信息化和国际合作诸多内容，为全国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提供示范借鉴，有助于解决全国范围内农产品物流长期存在的市场分割、模式落后、成本高、效率低等问题。（QC）

环卫与“互联网+”珠联璧合

自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以来，“互联网+”的理念已经逐步融入到诸多传统行业。近年来，随着市场不断扩大，传统的环卫业的诸多问题，如零散经营、粗放管理、不规范作业和低器械化作业水平日益显现，改变环卫业落后的现状，需要整个产业的变革。环卫与“互联网+”融合正是产业体质升级的迫切需要，其主要内容涵盖4个方面：第一，搭建基于互联网、GIS、物联网等技术的现代化环卫监管信息平台，将环卫基础设施、作业车辆、保洁人员联网，创建连接监管中心、作业主体、移动考核端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第二，借助大数据技术，建立市容环卫数据库，统一各级设施、人员等数据的上报和更新工作，包括数据台账、运维状况、经费使用的状况，并帮助进行环卫设施规划、处置终端规划、环卫作业人员数量规划等；第三，建设数据互通、资源共享的环卫专有云，实现行业内数据共享，解决不同成员之间信息的不对称问题，并帮助行业数据拥有者将数据转换为服务，提升业务价值；最后，为公众参与环卫监管提供有效渠道，如越来越多的环卫部门开通公众微信，借助微信搭建一个连接管理者和市民的桥梁：环卫部门主动推送最新的政策消息，让市民了解环卫战线的新成绩、新举措、新亮点，市民亦可借助环卫微信公众号，举报身边不文明行为。有关专家表示,实现环卫行业“互联网+”，需要真正的市场化运作，引入竞争机制。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型城市的环卫业由于有强大的政府资金支持，对费用、价格、成本不敏感，容易墨守成规，市场机制并不能发挥决定作用。建议可以在市场化需求迫切、行政限制少的乡镇地区先进行试点，再将成功经验逐步推广到城市地区。（QC）

河北环境整改直面高耗能产业

近日，《河北省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正式对外公布，作为大气污染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河北整改方案设立了2017和2020年两个阶段性目标，力争退出空气质量后10位的尴尬位置：首先，到2017年，全省PM2.5平均浓度下降到67微克/立方米左右，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60%，各市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100%；到2020年，PM2.5平均浓度进一步下降25%，基本化解过剩产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煤炭消费比重大幅下降，并进一步提升全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作为作为煤炭、钢铁、水泥大省，河北要想实现上述目标，就首先要对这些高能耗产业下手。第一：河北将严控高耗能、高排放新增产能。方案明确要求各机构不得以任何名义为新增钢铁产能项目办理土地、环评、信贷等相关手续。同时，开展水泥、平板玻璃行业项目核查，对新发现的落后产能列入2016年淘汰计划予以淘汰；第二，在环保执法方面，河北计划于2016年7月底前完成钢铁、煤炭行业环境保护现状全面调查，切实查清企业落实环评审批验收、排污许可、清洁生产等规定的情况，以及环保治理设施、污染物达标排放及在线监测系统的建设和运行等情况。在执法体制改革上，河北将学习借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模式，建立省级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到2017年底前完成对各市环境保护督察任务，加快推进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第三，在能源结构优化上，河北将全面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2016年全省压减燃煤500万吨，到2017年超额完成压减4000万吨燃煤目标。同时着力提升燃油品质，全省范围内“一区三路”（城市建成区、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加油站（点），一律禁止销售普通柴油，进一步防治大气污染。（QC）

北京大气治理需多管齐下

近日，中国工程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大气十条》）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报告显示自《大气十条》实施3年以来，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改善，PM2.5、PM10、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和一氧化碳年均浓度和超标率均逐年下降，大多数城市重污染天数减少。但是，北京市2013-2015年的年均PM2.5浓度仅89.5微克／立方米下降到了80.6微克／立方米，距离计划要求的“2017年年均浓度降至60微克／立方米”的目标还相差甚远。显然，目前已采取的大气治理手段收效并不明显，北京需要采取进一步、更有力的措施，才能完成2017年的大气治理任务：首先，北京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应对秋冬季重污染的问题，重点破解冬季采暖燃煤散烧顽疾，针对北京城中村、城乡接合部地区以及南四区（丰台、房山、通州、大兴），采用煤改电和冬季特别电价等措施，解决冬季居民采暖问题，并将此措施逐步推广到廊坊等周边城市；其次，进一步大力度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在保证煤炭集中高效利用的同时，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核电和天然气，同时严控新增燃煤量，更大程度地实现对煤炭的替代；在交通方面，进一步限制小汽车的使用，鼓励公交绿色出行，并不断提高油品质量，在全京津冀区域推广国Ⅴ排放标准；第四，将大气污染防治作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任务，深入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严格监督北京周边传输通道上的污染排放，严控周边地区污染源，并在京津冀地区划定“工业错峰生产区”；最后，完善机制体制，持续提升环境监管和执法能力，加强区域一体化的大气污染监测网络、动态污染源清单和空气质量预测预报能力建设，形成研判—决策—实施—评估—优化的决策支持体系。（QC）

太湖垃圾倾倒事件揭黑色利益链

近日，太湖发生垃圾非法倾倒事件，超过2万吨垃圾被囤积到苏州最重要的饮用水源地，而垃圾的源头居然来自上海市。根据涉事船主交代，有“中间人”以2000元每船的价格雇佣垃圾运输船将垃圾从上海转运到苏州。环保专业人士指出，这些“中间人”来自于输出地负责垃圾处理的专业机构，这些机构在拿到政府垃圾处理业务的外包后，被利益驱动，为了节约处理成本将垃圾随意倾倒，最终造成了此次事件。这条“政府–垃圾处理机构–垃圾倾倒者”黑色利益链的形成，是我国大中城市政府垃圾处理能力严重匮乏的体现，垃圾治理的层层转包，最后导致的就是“一倒了之”，让“中间人”中饱私囊，却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隐患。此类跨区域垃圾倾倒事件尚处于“法治洼地”，建议从三个方面展开行动：第一，防止由于垃圾处置过程中的分散化，规范化垃圾处理机构，由政府直接进行监督其工作，并简化垃圾处理链条，杜绝层层外包; 第二，加强监管力度并建立明确的责任追查机制，对于诸如太湖垃圾倾倒事件的环境事故，第一时间做出响应，并严查相关涉事机构和政府人员。第三，各地垃圾治理要同下“一盘棋”，一体化、规范化、标准化环境执法监管政策和力度，强化跨区域联防共治，使非法垃圾倾倒者无机可乘。（QC）

中国宜居城市建设存三大短板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对我国宜居城市建设问题做了全面深刻的分析。报告显示，虽然近年来我国在公共服务设施、自然环境保护、人文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明显成就，但是整体城市宜居指数并不高，主要是受到交通、健康和安全这三大短板的制约，具体体现在雾霾污染、噪声污染、交通便利性、停车设施供给、社会安全和应急避难设施建设等问题。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宜居城市的建设愈发受到重视，能否合理解决这三大短板，不仅关乎到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关乎国家新型城市化战略的顺利开展，建议从三个方面展开行动：首先，在交通方面，科学合理制定城市路网规划，完善城市路网结构以及停车设施，提供便捷的出行环境。同时，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不断完善公交线网结构和覆盖率，减少居民等待时间，提高出行的便捷性和可达性；其次，在健康层面，不断提高城市的健康性。针对影响居民健康的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应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污染源头，并进行生态修复，为居民提供蓝天、碧水、青山的健康自然环境。同时，为居民提供方便、充足、公平的医疗资源，着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让居民的健康得到保证；第三，在安全方面，要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防范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并开展城市安全宣传教育，增加居民安全防范意识。同时，注意防范突发性灾害，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并建立合理分布的应急避难设施系统，提升城市的应急减灾能力。（QC）

明城墙“龙吐水”打脸海绵城市

近日，南京市遭遇暴雨袭击，并引发洪涝灾害，导致整个城市运营陷入瘫痪。作为国家海绵城市第一批试点，南京却再次沦为“大海”，不由让人们对其海绵城市建设质量产生怀疑。讽刺的是，在这次灾害中，南京市建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1328-1398年）的古城墙起到了泄洪的作用，墙内的排水系统将渗入城墙的雨水有效排出，形成了“龙吐水”的壮观景象。为何数百年前古建筑能将排水系统考虑、设计的如此周密，而现代所谓的海绵城市工程却屡屡失效，值得深思。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建设海绵城市的总体目标是将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海绵城市试点城市需要在五年内初步建设海绵城市（20%的城市建成达到总体目标），并于15年内基本建成海绵城市（80%的城市建成达到总体目标），且在三年内接受国家考核。这种“跃进式速度”引发了诸多学者和建设者的担忧，美国的海绵城市建设用了25年的时间，而国内将工期缩短了10年，不得不担忧部分城市急功急利，陷入“单纯地挖几条水沟、建几处景观”的误区，而近期武汉、南京等海绵城市试点的洪涝灾害印证并加深了这种忧虑。海绵城市涉及到对城市原有生态系统的保护、恢复、修复，和大量的低影响开发工程。众所周知，生态的保护和修复，需要遵循自然规律，需要长期、持续的行动，绝不是短时间就能立竿见影的。而低影响开发工程，更是通过人造基础实施，实现城市海绵性能的必要条件，涵盖了路面的透水铺装、建筑物的绿色屋顶、排水口和附属生物滞留设施、蓄水和渗透池等十多种功能设施，如此庞大数量的工程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耗时，像武汉、南京此类的大型城市，即使不考虑财政因素，全面建设至少也需要20年的时间。显然，国家规定“5年初步完成，15年基本完成”的时限对于建设海绵城市捉襟见肘，如此仓促建设是不能出现“明城墙”这种质量的工程的，只会导致武汉和南京洪涝这种揠苗助长的结果。正如南京明城墙带给我们的警示，海绵城市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切不可只急功近利，而忽视了质量。（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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