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海宁样本”】

浙江海宁市区的海宁大道与海洲路这两条主干道上，信号灯自适应控制系统试运行陆续开始。从7月起，这些路段路口红绿灯开始根据实时人流、车流情况自动调整配时方案，据测算，这一灵活的控制模式将有效帮助路口减少“绿灯浪费”，让主干道出行变得更加顺畅。使用信号灯自适应控制系统，海宁在全国的县级市中第一个“吃了螃蟹”。小小一盏信号灯，折射出的是海宁在公共服务领域改革迈出的坚实步伐。

此前，国务院召开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李克强总理指出，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为企业“松了绑”、为群众“解了绊”、为市场“腾了位”，为廉政“强了身”，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海宁市的一些做法，为地方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借鉴。

1、效能加速，为企业“松绑”

今年初以来，海宁市行政服务中心根据各镇（街道）及重点平台的年度投资计划项目开展对接。通过派出红色代办员，负责具体项目代办的牵头受理、组织协调、跟踪督办工作，为海宁全市的投资项目审批提供全程指导、全程代办、全程跟踪、全程协调、全程推动等免费快速服务，大大降低了投资企业和项目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地方政府如何改进公共服务，推动供给侧改革？海宁市主要抓了如下几个方面：

简化办事程序正是政府的自我规范路径之一。近年来，海宁从服务机制着手改革，以最大的力度、最优的审批流程、最短的审批时限，全力打造“高效海宁”。目前，海宁已经成为全省审批事项最少的县（市）。

作为浙江省企业投资项目“不再审批”改革试点县（市），海宁市对于审批全流程权限在海宁市范围内的新建项目，经投资企业同意，一律纳入不再审批范围；围绕投资项目“只要合同签订好，一切手续有人办”的总体目标，海宁构建起“市行政服务中心——镇（街道办事处）及市级重点发展平台代办组织——村（社区）审批代理服务室”三级联动的投资项目代办服务体系；通过整合财政（地税）局房产税征收、住建局房屋登记、国土资源局土地登记、民政局门牌证办理等窗口资源，海宁设立了“房、地、契、牌”四证联办综合窗口，统一受理申请，变多头办理为窗口内部流转。

2、校准方向，为市场“腾位”

最近，浙江首次公布了全省县（市、区）30强榜单，在总成绩领跑嘉兴全市的同时，海宁的经济发展潜力与经济创新力两项指标跻身全省前10位。积蓄潜力，激发创新力，离不开优化服务改革，而改革中，最难的往往不在于推进过程，而在于判断趋势、校准方向的眼光与魄力。

在海宁，2014年以前，办理一张组织机构代码证，前后需要花费的手续费是108元。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断走向深入，2014年，海宁率先探索实行了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和统计证“四证合一”登记制度。这项改革简化了手续，缩短了办理时限，其中，“取消代码证收费”举措的提出比全国统一规定提前了一年多。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海宁全市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均由财政买单。

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向来被视为“深水区”，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是在涉及垂直管理部门时，一项费用的取消、一道关卡的后移，都不可避免地要动许多部门的“蛋糕”。在探讨公共服务深化改革方面，海宁以问题为导向，从自我改革入手。

2015年，全国气象部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启动。2015年5月，中国气象局办公室下发通知，取消“雷电灾害风险评估”“防雷产品测试”等一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而作为浙江省气象防雷改革试点，海宁市已率先简政放权，从建立气象安全准入标准入手，同步开展工业企业防雷“零审批”，全面落实以“承诺”替代“许可”的审批制度。在这项改革中，海宁地方财政一年的投入超过了700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以来，海宁配合要素资源改革，降税清费总额近2000万元；为了解决垂直单位派驻街道的人员“管得着看不见、基层看得见管不着”的问题，海宁打破体制壁垒，将这部分工作人员的待遇全部放到基层。未来公共服务领域条强块弱的传统格局如何改变？县域层面的改革要如何碰触“天花板”？海宁正不断调整航向。

3、理念革新，为群众“解绊”

医疗卫生是与老百姓距离最近的公共服务领域之一。今年4月，浙江省“双下沉、两提升”（人才下沉、资源下沉，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群众满意率）工作现场会在海宁召开。近年来，海宁相继与上海长海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等上级医院合作，以人才、资源“双下沉”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服务效率“两提升”，让越来越多海宁市民不用“舍近求远”，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大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

海宁的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群众意见最集中的地方改起，在医疗、教育、交通等领域以“双下沉”的姿态促进服务水平全面提升。

斜桥镇华丰村建成启用全国首家农村“互联网+医养”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以智能床垫等一批先进设施和生命体征远程监控系统，给老人的健康生活带来更大保障；为了满足更多群众的出行需求，社区巴士“微公交”模式在尖山新区率先推出“订制式”的交通服务。

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海宁的每一项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以“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为目标，已经形成了有效的改革与服务模式。（LHJ）

【以“智慧城市”构建城市管理新格局】

7月初的一场强降雨导致四川广安市武胜县部分地段下水道水位陡涨，经过武胜县智慧城市管理中心的及时监测预警，及时排除了这一安全隐患。当地市民反映，城市管理科学、便民，应急预警上传下达通畅，内涝少了，街道整洁了。这是武胜市以“智慧城市”强化城市管理的结果。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武胜县将城市管理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抓，积极推进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智慧城市建设，不仅实现精确、高效、协同管理的新型城市管理模式，也让广大市民享受到了“智慧城市”带来的生活便捷，增强了城区的“宜居”魅力。

1、城区动态装进“直播间”

武胜县运用先进的数字、信息等技术建立起城市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在智慧城市管理中心大厅，内墙上的电子大屏幕实时显示着城区各主干道车辆人员流动情况及重要监视地段的实时情况。大屏幕前，10余名工作人员正专注地监控县城动态，确保随时调动执法人员进行现场处置。哪个地方窨井盖没了，哪个地方有违章停车，下水道水位出现上涨，路灯远程控制以及噪声、扬尘超标等情况都装进“直播间”。

有了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平台后，实时收集数据通过4G网络上传到数据中心进行分析处理，一旦达到设定的预警值，屏幕上系统将在GIS地图上准确锁定位置，发出报警信号，工作人员将在第一时间将案件派发到相关单位，由相关单位前往现场处理。

为进一步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为广大市民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服务，武胜县还投入1000余万元资金建成了集预测预警、指挥调度、便民服务、会商决策等功能于一体的智慧城市管理中心。该中心通过物联网技术，结合云计算，对涉及城市管理的具体问题进行智能感知和预警，为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2、城市管理驶入“快车道”

在如今的武胜县城，视频监控对城区主干道、重点区域全天候监控；车载流动摄像记录仪对监控盲区进行探扫；一线城管执法人员通过手机打开城管执法专用软件，输入工号登录，可了解指挥调度中心临时派发的任务，及时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现场处理；“12319”城管执法服务热线接线员严阵以待，让困扰市民的烦心事能快速高效地办结……

以前主要依靠巡查式、突击式的管理模式，缺乏对先进技术的运用，在管理和监督方面难免有遗漏。智慧城市管理中心建起后，更为精细、高效地对城市进行动态管理，杜绝了城市管理的盲区。

武胜县智慧城市管理中心已连接住建、公安等部门建成的数字化监控平台。武胜县智慧城市管理中心还将陆续整合110指挥平台、智慧旅游平台、船舶视频系统以及防汛平台等，实现跨部门、跨区域、跨系统的高效协同与应急响应，以便资源共享利用，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益驶入“快车道”。

目前，武胜县作为全国首个县级城市加入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专业委员会，并被授予“物联网学组副组长单位”。下一步，武胜县将智慧旅游、智慧消防、智慧政务、智慧医疗等加入扩建计划，进一步打造智慧武胜。（LHJ）

【泉州：特色民宿为县域经济“增色”】

民宿产业目前在国内日趋火热，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民宿产业为地方经济带来一股清新之风。7月1日，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南安向阳乡“田边厝”民宿终于落成。7月3日，德化新蜗牛驿站开业仪式暨枣坑村“欢乐车友会会员之家”挂牌仪式，在德化县南埕镇枣坑村举行。随着这些新民宿项目的加入，泉州民宿旅游版图正日益扩大，并形成一股极具闽南文化特色的“民宿经济风”。

德化县南埕镇枣坑村的民宿项目依托于当地的荷花、漂流、温泉的旅游资源，而推出的特色民宿旅游线路。新蜗牛驿站是南埕镇政府重点扶持项目，目前已拥有30多间特色客房，还可为游客提供极具当地特色餐饮娱乐项目。目前，主打的旅游攻略为：来南埕进行赏荷花、漂流、游桃花岛、泡温泉等娱乐项目后，游客们可以来这里好好休息、品尝地道南埕美食。

向阳乡坑头村“田边厝”民宿，也融入了闽南特色作为卖点。每个房间的命名都“闽南味”十足：客房叫“青桶”、“七桃”等，厨房叫“巴豆妖”，卫生间叫“冻尾雕”……这些闽南方言谐音的房间名，不仅让闽南游客忍俊不禁，也吸引外地游客前来“学习”。向阳乡采取市场运作的模式，由东南乡建运营、村财部分投入的形式，以30万元的低成本改造了第一间民宿，并由此探索出一条民宿经营模式。

除了这些县市区挖掘民宿商机外，丰泽区、鲤城区等泉州中心市区也不甘示弱。在市区西街、华侨新村等老城区街区里，就隐藏了不少民宿项目。通过泉州市民宿经营者的不断宣传、推介闽南创意产品以及开展一些创意活动等方式，形成了吸聚效应，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体验。

业界人士分析，来入住民宿的大多是一到两天的经济型短途游客，游玩的路线比较单一，带动的经济效益相对较少。但随着泉州旅游市场的进一步繁荣，特别是各地挖掘出区域特色卖点，将会带动民宿经济的发展。

在一些民宿经营者眼里，隔海相望的台湾和毗邻的厦门，是泉州民宿发展可供借鉴、参考的对象。据悉，台湾是世界民宿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并形成较为成熟的行业发展模式。特别是大陆在2011年开放自由行之后，大陆游客赴台旅游随即带动了台湾民宿数量的激增。据大鱼自助游发布《2015台湾民宿发展报告》统计，88%的在线自由行用户表示去赴台会优先选择住民宿。而厦门也依托鼓浪屿等文化、旅游资源，形成了较为繁荣的民宿经济氛围。据业界不完全统计，目前厦门现有大大小小民宿或家庭旅馆逾千家。

目前，从南安市、德化县到泉州中心市区，一个个兼具闽南特色与文化创意的民宿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深挖当地特色的民宿项目吸引了泉州乃至外地游客的青睐，形成一股强劲的“民宿经济”，为这些县(市、区)的经济“增色”不少。（LHJ）

【县域政府动员式社会治理模式特点】

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转型出现的各类社会矛盾使社会稳定成为日益重要的议题，地方政府对社会治理方式和治理模式的认识和研究显得愈加迫切。治理的能力主要取决于治理的方式，治理方式的运作和治理模式的形成型构出特定的治理结构。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樊红敏教授、周勇振硕士通过案例研究，对县域政府动员式社会治理模式进行了探讨。

一、县域政府动员式社会治理内涵

在地方治理体系中，县域政府通过将运动式治理不断加以制度化、常规化，使其嵌入于科层的常规治理体系之中，构建新的常规机制，成为政权建设的结构化过程。从治理模式上来看，可称之为动员式社会治理模式。动员式社会治理是指县域政府在社会冲突治理中，通过建立动员型的组织、制度和网络，使运动式治理成为县域社会治理常规机制的一部分，并使动员式治理从一种动员机制演化为常态机制。从治理有效性上来看，运动式治理机制的嵌入和常规化，有效地消解了科层常规机制的治理失灵，对社会稳定治理的绩效和后果，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

从动员主体来看，县委或者说以县委书记为核心的行动者是动员式社会治理的发动者；从动员方式来看，国家运动式治理中大规模的群众动员被政府自身的行政动员所取代，政治行政化，成为县域治理的结构化逻辑；从动力机制来看，国家运动式治理中意识形态规训转变为以目标责任驱动为核心的绩效机制，在动员式治理运作过程中，其内含的运动型机制没有替代而是演化为常规机制。县域动员式治理与国家运动式治理、基层运动式治理有差异也有相同之处。县域政府社会治理中将运动式治理制度化，并嵌入科层常规治理机制的治理模式。

二、动员式社会治理制度化表现

县域政府动员式社会治理表现为科层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国家运动有着明显的区隔和差异。县域政府在社会治理制度化过程中，实现了领导体制、运作方式的制度化、专项治理活动的规范化，形成高效的动员程序，从而能使得科层体系发生重构，政府内部动员由“层级动员”转向“多线动员”。具体分为以下几种：

（一）小组体制：动员式结构的制度化

领导小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社会治理模式。在每个县域，与维稳、信访、综治等与社会治理相关的常规性领导小组基本都在6个以上，如B县设有县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县信访工作领导小组、维稳应急指挥部，以及临时性的如国庆等敏感时期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小组体制实现了多线动员。这些领导小组或指挥部的组长或指挥长由县委书记兼任，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等所谓的四大班子等任副组长，将专业化的结构整合为一种横向动员机制。专项工作组实现了复线动员。专项工作组根据科层体制中层级管理和职能分化的原则，以归口管理为原则，下设多个工作组实施动员式社会治理。联席会议是小组体制的运行机制。在领导小组体制下，联席会议作为动员式治理的运作机制，其召集人为县委书记或县长、成员包括四大班子和公、检、法等成员。

专项治理活动的结构和过程大致如下：地方政府面对敏感时期或社会稳定形势的压力，通过领导小组和信访稳定工作会议，地方政府将如信访治理、“矛盾化解”等重大活动作为集中整治对象，安排部署有针对性的专项社会稳定治理活动。在专项治理活动中，县域政府对整个官僚组织和官僚进行动员，再通过领导小组和会议对专项治理活动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考核、评比和验收，结束专项治理活动。专项治理活动不再是一个群众动员的过程，而是一个制度化的行动过程。

（二）目标责任制：动员方式的制度化

有研究认为，目标责任制存在不少的负功能，如在目标责任制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目标替代的现象和基层政府间共谋行为；目标管理责任制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同时带来政府行为目标短期化，消解体制权威等矛盾性效应。行政科层化越是在责任目标上强调行政效率的提高，就越会在复杂的程序技术设计上付出高昂的成本。事实上，在县域政府动员式社会治理中，目标责任制是制度化的动员式治理的动力机制，传统的意识形态规训式发动群众演变为制度化的动力：目标责任制和“一票否决”。

（三）“四级网络”：资源动员科层化

国家运动的动员方式群众动员，其重要特征是打破科层运作的规则和制度。基层社会治理的动员方式是社会动员，主要是侧重对社会资源的借用，如对乡村权威的动员、对喝酒、人情文化甚至连坐式执法等传统文化的借用等等，以非行政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而县域动员式社会治理的动员方式是行政动员，通过建立资源动员的科层化机制，集中行政和社会资源解决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传统运动式治理的群众性、临时性以及不计成本演变为制度化的资源动员和制度化的动员网络。

（四）“大接访”：诉求表达制度化

在维稳治理中，县域最高领导、科层权威建立了与民众直接的制度化关系。这一制度化关系不是对现有人民代表大会的强化和运用，而是在运动式治理机制中非常规的、临时性的措施加以常规化和制度化，如一把手大接访，包村包案责任制，安抚策略制度化等等。领导大接访。2000年以后，全国各地逐渐建立了群工部，完善了信访接待大厅，同时建立了领导大接访制度。某市规定县委书记每月至少接访2次以上，还有地方规定每个工作日都要有一名县党政领导(包括所有县委常委)到县委群工部接访大厅接访。虽然这一制度设计造成了县委书记接访人山人海、其他党政领导接访“门可罗雀”的现象，但是，访民可以直接和党政领导沟通并进行诉求表达，可以部分缓解在城镇化、拆迁等涉及官民矛盾时，民众正式表达诉求渠道不够畅通等困境。

县域社会治理的制度化逻辑表现为专断权力的强制度化，常规权力的非制度化，同意权力的弱制度化。虽然动员式社会治理模式强化了县域政府的动员能力，但面对经济政治新常态以及互联网媒体的挑战，县域社会治理要从理顺各主体权力关系着手，着力于治理结构关系的变化和制度逻辑的调整，在法治的框架下实现专断权力、常规权力和同意权力的平衡，实现常规权力和同意权力的制度化。（L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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